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 – 高师宁

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社会信任的重建是一种榜样和促进。[1]

此外,上述农民工基督徒老板还为来到城市中无依无靠的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家”,他们基于信仰而对员工的关爱、与员工的平等程度,远远胜过非信徒老板[2];同时,他们不克扣员工的工资,更关心员工的家庭和处境,有的甚至关注农民工生存手段的培训。这些做法使得其企业相对稳定,进而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一种凝固剂。

 

四、城市化进程中基督教面临的挑战

城市化是人口流动的进程。大量人口的迁移,在带来巨大社会变迁的同时,不仅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春运”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且对一些传统的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户籍制、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基督教来说,它也成为一种必须面临的挑战。

对于城市教会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信徒的参与,给教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目前城市教会在满足信徒灵性生活的要求上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限制。一是信徒增长快,但是教牧人员与教堂却有限。以北京基督教为例:北京城区现有信徒四万多,而市区只有5间属于建制教会的教堂,共有教牧人员不到60人。尽管各教堂周日的礼拜活动都从原来的一、两堂增至三、四堂(不包括英文聚会),每堂参与者仍都在千人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各教堂也开办了一些附属本堂或其他区域的聚会点,尽管农民工可以找到座位,但在找不到能为他们解决精神、心灵问题的牧者。一些非建制教会也开始出现参与人急剧增加的现象(有的已快达千人),原本在牧养方面具有的优势如今也正在消失。有些聚会场所过小,完全不能接纳大量农民工的涌入。

二是对于城市中在各方面差异极大的信徒来说,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比过去更复杂、更多样、更不相同。要解决这些属于生存的、心理的、情感的以及灵性等方面的问题,无疑要求教牧人员在牧养方面有更高的水平。然而,教牧人员的素质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不同信徒的需要。

三是城市教会要处理与对付的关系增多:对外不仅需要同政府部分打交道,也需要同民间团体、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来往。这些交往需要教牧人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问题意识和前瞻眼界,能够把握机会,促进教会在各方面的发展。对内如何处理信徒中的地域认同,也成为教会不得不应对的问题。有的外地信徒在人数增加之后,存在着抱团倾向,甚至希望能够在教会有专门的如“温州人”聚会[3]

至于农民工教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不仅物质条件简陋、艰苦,而且聚会形式比较随意,也更为民间化;农民工信徒在信仰上具有自

 


[1] 本人参与并完成了“宗教信仰与市场经济——信徒老板信仰与信任调查”课题的研究,在此之前也曾专访过几个来自农村已成为名人的基督教老板,对此深有感受。

[2] 例如有老板就这样认为,“上帝造人,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老板,在人格的尊重上,也没有任何特权可言。……我是老板,但员工跟我平起平坐,我给大家发工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我自己都吃不上喝不上,但不能让他们挨饿……。”

[3] 上海沪北区基督教北堂因为温州信徒点了绝对数量,而且经商信徒多,经济实力强,几乎成为“温州人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