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困境与对自由主义的超越 – 汪行福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内在思想轨迹

黑格尔与马克思理论活动有着共同前提,这就是以思想把握时代。黑格尔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把被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每一种哲学都是时代的哲学,都必须要满足时代自我理解的要求和兴趣,满足这种要求和兴趣是哲学家的责任。哲学必须把时代的本质从无意识的遮蔽状态带到“意识的光天化日之下”,[1]而不能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把超历史的本质和存在作为哲学的对象,在这个意义,卢格认为黑格尔是最后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已经明确表现出与以往体系本质不同的特征,这一哲学,它自称哲学不过是它时代的思想,也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哲学是这一时代的思想的哲学。”[1]因此,可以说在哲学那里已经生发出一种全新的哲学意识。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立场。他也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但是,马克思又超越了黑格尔,他意识到时代在哲学中的理性化并不等于世界本身的理性化。因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黑格尔把哲学引向对时代的理论关照,马克思又进一步把哲学引向对时代的实践改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1]

在界定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性质以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时代,哲学面临的根本性时代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化的性质及其内在限制问题。哈贝马斯说:“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话语。他引入了现代性自我批判的确认这一主题。”[1]对黑格尔来说,现代性自我批判的任务在哲学上体现为对康德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现代性的主体自由原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表现形式中被误解为与现实对置的主观意愿和抽象道德的“应然”,而“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1]要得到这种和解,理性必须沉浸在现实的生活和文化形式之中,把握精神的丰富性和实在性。为了实现哲学这一担当,黑格尔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把理性理解理解为主体,而且要把它理解为实体。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现代性原则以主观唯心主义为起点,但是,它的完成只能依靠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只客观唯心主义才能把握理性和自由的客观性和具体性。

现代性的自我批判除了哲学维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即社会政治维度。黑格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使主观自由的客观化,它的基本原则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经过启蒙和法国大革命,自由精神从信仰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不仅成了信仰和哲学自身的合法性原则,而且成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原则。黑格尔说:“我们时代的伟大在于承认了自由”,[1]个人自由是不仅是普遍的绝对的权利,而且是评判一切制度的合法性原则。在《历史哲学》中他热情洋溢地写到:“亚拿萨哥拉斯第一个说,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1]但是,主观自由原则的确立并不等于客观自由的实现。因为“‘客观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1]但是,在启蒙和现代性中,自由是以片面的主观形式出现的,这种自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我否定倾向,因此,克服现代性困境必须扬弃自由的主观性,扬弃对主观性和自由的片面形式,即自由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指出:黑格尔“他知道自由主义的立场,甚至与此立场有些共鸣,”但是,他“几乎在自由主义成为公认且完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学说之前,其思考就已开始超越自由主义。”[1]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现代性辩证法的思想家。他意识到主观自由已经构成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但是,这种自由的对象化形式,即自由资本主义包含着它的反面。哲学必须批判地拯救主观的自由,并把它扬弃在更高的具有客观合理性的伦理实体之中。然而,黑格尔并未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他用以扬弃自由片面的是比自由主义宪法国家更落后的普鲁士君主立宪制。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现代性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在他的哲学中已经得到理论的彻底解决,而且在普鲁士国家中得到政治的彻底解决,这种理论的寂静主义和政治的保守主义必然堵塞了现代性的自我更新和改造。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常陷入细枝末节而迷失方向。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就是他们都共生在一个时代,必须思考同样的问题。首先,马克思分享了黑格尔关于自由是人类的本质以及自由只能在理性共同体中才能实现的观点。如果说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以观念形式展示了现代性的理想,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赋予这套形式上的答案以现实的此岸内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不是在规范原则和社会理念上的分歧,而是理念实现道路上的分歧。马克思逐渐抛弃自己早期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唯心主义及其相信理性和观念可以改变世界的观点,原创性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目标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马克思分享了黑格尔对现实的批判冲动。麦克里兰说,“使马克思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当然不是黑格尔,但使马克思成为后来那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是黑格尔。”[1]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使马克思有可能把社会主义把握为历史本身的内在运动,把握为历史的现实的选择;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予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问题转变为思辨的问题。”[1]黑格尔没有把握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也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化原则贯穿到底。最终不仅为自己的哲学而且为他生活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保留一个超历史的批判禁地。

然而,黑格尔在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批判的先驱者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黑格尔不仅是第一个对现代性进行辩证批判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体制进行系统分析批判的思想家。如果说早期社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对立,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依附于它的对手,因为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时,直接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只有黑格尔才第一次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打开缺口,指出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它的制度化本身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黑格尔没有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案,但是,他用来批判和分析自由资本主义的主题却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之中。正是借助于黑格尔的思考,马克思才超越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形成自己现代性理论和社会主义设想。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现代性批判问题有着共同的主题。他们都意识到自由平等原则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性,都关心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人的异化,关心财产和市场交换内在反社会性质,都意识到主观的个人自由与客观的从伦理自由之间的冲突。因而,我们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起点和走向社会主义政治立场的重要中介。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与黑格尔、马克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面临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统治和重新规定人类解放道德视域的任务。马克思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关系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得到充分体现。德里达认为,福山视为人类福音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充满着混乱、脱节和非正义。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不仅无权庆祝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相反,我们更应该正视自己时代的罪恶。在这里,所谓的进步是以无数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为代价的。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时代意义的把握是深刻的,他对福山批判与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的批判具有相似的意义。马克思的时代意义不在于他对历史的具体洞见,而在于对资本-现代性不屈不挠的批判意志。正如德里达所说:“若是没有至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对市场、对资本的多样逻辑和对连结国家、国际法和市场的东西的批判,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1]

笔者认为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意义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黑格尔。虽然在福山的自由主义系谱学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福山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具有类似的历史观,这就是他们都不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无止境的,都相信某种“历史终结论”。他们都相信当历史产生出满足人类最深刻的和最基本需要的社会形式之后,这一发展就会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历史终点就是自由主义国家,而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福山看来,不论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是黑格尔所说的自由国家,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人在法律上的普遍承认,而这一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