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北宗与古代梦文化 – 丁原明

做梦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活动,据说亦发生在某些高同等动物的睡眠过程中。但是,做梦作为属人世界的一种极特殊而又极普遍的精神活动现象,它的发生不仅以其生理和心理活动为基础,而且还要以其醒觉时的所见所闻所想以及这种所见所闻所想在作为意识思维器官的大脑皮层中所存留的材料、印象或信息为元素。当人在睡眠时,倘若大脑皮层的某些部位仍然保持着兴奋的状态,那么这些存留的元素一旦以外界和体内的弱刺激的形式传达到中枢,并与这些兴奋的部位发生了某些联系,此便产生了“梦”。因此,同动物的“梦”是纯粹生理活动相比较,人之“梦”则以醒觉时意识中所保留的材料、信息或印象为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在做梦时常错乱不清,甚至是颠倒、虚幻、不自觉的,但其却潜在或简接地表达着人对生活、生命意义的体验、感受和价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之梦既不是纯动物式的心理反映,也不是纯神学式的妖影魔幻,而是在睡眠时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的下意识活动”[1]根本上应属于一种自然的人化,属于文化范畴,亦即时下所称谓的“梦文化”。

仅就中国古代的梦文化来说,可谓源远流长。自从先民们有了自我意识以后,他们不仅知道自己能会做梦,而且还开始了对梦是什么等问题的追问,如甲骨文中即有梦字,象人睡床上以手指目,表示睡中目有所见。大概正是沿循这种字义,后学者做出了梦是“觉之对寐中所见事形也”[1]的阐释。纵观上下数千年,中国梦文化留下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从先秦儒家经书、诸子百家到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及文人墨客,几乎都对其做过论述,从而谱写下各具风格的古代梦说。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学者也没有停止对古代梦说的研究,继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探讨之后,像刘文英、卓松盛、傅正谷等学者[1],则站在当今时代精神的高度以“旧梦说的整理和新梦说的提出”,[1]更加开拓了中国梦文化研究的领域。然而无论古代梦说或当代的新梦说也有缺憾之处,即他们的举证资料往往偏重于儒、道两家的著作,而对佛教和道教的梦学资料、特别是对道教的相关资料,无论在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都不够细致、深入。仅就道教的梦学资料来说,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除了其与道家哲学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外,其梦文化则成为辅翼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不可或阙的环节。鉴于古代梦文化研究的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对道教梦学多做些工作,但由于篇幅和时间有限,这里仅对全真北宗与古代梦文化的关系做些粗浅探讨。

学界皆知,王重阳是道教全真北宗的祖师。他籍贯陕西咸阳,在终南山甘河镇悟道后,不远数千里来到山东半岛传教,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为弟子,于金元时期创立了著名的全真道,这七位弟子亦称“全真七子”。由于张伯端同王重阳及其“七子”都崇信内丹心性学和性命双修,所以往往把地处南方的张伯端所创立的教派称为全真南宗,而把地处山东的全真道教称为全真北宗。概括起来说,全真北宗的教义主要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表面看来,北宗的这个教旨与梦文化无何关涉,但它在创立其教旨体系的过程中却围绕着梦的成因、梦与修真成仙,以及“无梦”的神仙境界等发表了一些看法,从而从特定历史阶段体现了全真北宗的梦学思想,丰富了中国道教梦学的内容。

(一)关于“梦”的成因

一般认为,梦的成因一是缘于人的生理病理,一是缘于人的精神心里。但是,无论人的生理病理或精神心理,其发生与变化都是十分复杂的,这便决定了梦的成因也非常复杂。全真北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悟道、证道的宗教实践中,对梦的成因的复杂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