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与自由 – 邓联合

“逍遥游”与“退居内在城堡”

“逍遥游”是庄子的生命理想和哲学思想的灵魂。在庄子看来,个体必须外去所待——即从逼迫性的社会秩序尤其是从政治场域中脱身而出,内去所执和能执——即不仅消泯“功”“名”意识,而且更通过“无己”以根除对于“功”“名”的执取之心;惟有如此,个体才能使其身心皆逍遥于险祸和压制之外,进而自我建构、自主开展、自心享有独立的生命样式。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人生精神,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其中既有嫉世孤傲、超拔忘物的积极昂扬一面,又有与此相反的只顾退守自身乃至陷溺于内心,从而对现实压制和命运有所妥协的随顺委蛇、安命自适的消极暗弱一面。

近代以来,人们常用“自由”、“绝对自由”或“绝对的精神自由”概念诠释“逍遥游”乃至庄子全部思想的实质,其中甚至不乏西方学者。例如,1940年代Hughes E.R.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中曾译出《庄子》部分篇目,并题名《自由诗人庄周》(Chuang Chou, the Poet of Freedom)。1960年代出版《庄子》译本的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更认为,“《庄子》的中心主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自由’”,这不是指“政治、社会、经济的自由,而是精神的、心灵的自由”;他并且指出,《庄子》在中国早期文学中的独异处在于它是唯一不谈社会政治问题而只关心个人之生命和自由的作品。华兹生的译本广为流传,并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以致有学者认为,将庄子思想理解为对自由的追求在英语世界已得到广泛接受。1990年代,Thomas Cleary在《道家经典》选译本中则直接把“逍遥游”篇名译作Freedom。[1]

问题是:这类诠释可以成立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其名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所描述的与“逍遥游”颇为相似的所谓“退居内在城堡”,以及他对这种个体抉择方式与自由之关系的判析。

伯林认为,当世界残酷而不公,当“一个寻求幸福、公正或自由的人觉得无能为力”,当“他发现太多的行动道路都被堵塞了,退回到自身便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而“逃至真实自我的内在城堡这样一种理性圣人的概念便以个人主义的形式兴起了”。历史证明,每值社会衰乱之际,“那些赞扬人生尊严的人”就会“产生一次向内的迁徙”。[1]伯林描述道:“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疆域的主人。但是我的疆界漫长而不安全。”由此,个体在其追求受挫情形下的向内迁徙便意味着“缩短这些界线以缩小或消除脆弱的部分”,“对于我不能肯定地得到的东西决不强求”,即:

我决意不欲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暴君用剥夺我的财产、监禁、流放、处死我的心爱者的方法来威胁我。但是如果我不再执著于财产,不再关心我是不是身陷囹圄,如果我在我的心中已经扼杀了我的自然情感,那么,他无法让我屈从他的意志,因为我剩下的一切已不再会屈从于经验的恐惧和欲望。我就仿佛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退却,退回到我的内在城堡——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的“不朽”自我中,不管是外部自然的盲目的力量,还是人类的恶意,都无法靠近。我退回到我自己之中,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安全的。……在那里没有一种外在的声音需要倾听,没有一种外在的强力可以产生影响。

借助这种“人为的自我转化过程”,个体“逃离了世界,逃脱了社会与公共舆论的束缚”,“在世界的边缘保持孤独与独立”,既不易受到各种外部强力的攻击,同时也“不再关心世界的价值”。伯林说:“这是传统的禁欲主义者或寂灭论者、斯多噶派和佛教圣人、许多宗教或非宗教人士的自我解放之法。”(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04—205页)

针对那种把“退居内在城堡”视为寻求个人自由的观点,伯林持明确反对态度。他说:“禁欲主义的自我否定也许是正直、平静与精神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们却难以理解它何以是自由的一种扩展。”因为,外部经验世界中对个体构成限制和威胁的事物不可胜数,若按照向内迁徙者的思想逻辑,个体为求得安全和解放便惟有不断收缩疆界、向内退却,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自杀”或“因窒息而死”。究极而言,“这个意义上的完全解放(正如叔本华正确地理解的那样)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伯林甚至不无嘲讽地说,“无法拥有的东西就必须学会不去企求”,这种学说虽然“高尚”,但却“不折不扣地是一种酸葡萄学说”。他进一步指出,试图通过向内迁徙而获得自由的危险性在于,“如果暴君试图为他的臣民设定条件,使他们丢掉其原初的愿望而接受(‘内化’)他为他们发明出来的生活形式,那么,依据这种定义,他就在解放他们方面获得了成功。毫无疑问,他使他们感觉到自由……。但是他创造的绝非政治自由,而是其反面。”也就是说,希望通过退居内心而寻求所谓安全、解放或精神自由,实质上等于放弃对真正自由的追求,无条件地接受暴君对个体的肆意压制,这必将导致主动陷自身于绝对的被奴役状态中。

伯林注意到,当“退居内在城堡”这种现象在罗马帝国衰败之际兴起时,东方世界中个体亦正饱受强权的粗暴对待,而“东方圣者的寂静主义也是对大独裁者的专制主义的反应”。但依其分析,这种“寂静主义”却根本称不上自由的某种形式。在伯林看来,真正的自由不是通过自我克制、自我收缩而内在拥有的超验的精神自由,而是在经验领域中凭借实践力量,通过排除现实的障碍和压制而获得的自由——尤其指政治自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09—210页)推而言之,自由意味着外在开展的积极实践,而不是消极的内在自我超脱。

基于伯林的立场,“逍遥游”这种传统的人生精神不仅与自由全无干系,甚且背道而驰。但刘笑敢在把庄子“逍遥游”与伯林所说的“退居内在城堡”进行比较之后则提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