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 周可真

——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基于对中国哲学的长期研究,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笔者同意把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1],同时更认为,中国古典哲学围绕该问题的探讨是在如下两个维度上进行的:

一是在“人事论”维度上探讨人的客观世界中的天人关系。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实质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通常以“人事”范畴来标志)与支配着其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通常以“天命”或“天道”范畴来标志)之间的关系;

一是在“人心论”维度上探讨人的主观世界中的天人关系。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实质是上述天人关系在人心中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天命(道)”与“人事”这两种客观的力量都采取了主观的力量形式——“天命(道)”采取了人的“理性”形式,“人事”采取了人的“情欲”形式。

这也就是说,中国古典哲学所探讨的天人关系问题实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

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以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然而,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情况来看,二者又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不平衡地发展的。相对说来,先秦两汉哲学是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于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的;宋元明清哲学则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于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

以“人事论”为主的先秦两汉哲学

先秦两汉哲学着重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大抵发端于两周之际。其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有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动荡性变化。其变化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则突出地表现为传统“天命”观念的动摇:人们一方面开始怀疑甚至于诅咒“天”,由此发展到轻视“天命”的威力;另一方面则开始发现人自身的价值,由此发展到重视人事的作用。社会上这种新的思想动向,促使学者们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天人关系,以弄清天命与人事关系之究竟。中国古典哲学就是从研究天命与人事的关系而开其端的。

随着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和出现了有别于“天命”的“天道”概念——前者含有宗教神学意义,后者本属于无神论范畴,但后来由于这两种思想概念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固有的界限逐渐模糊,乃至于有的学者(如荀子)也在无神论意义上来使用“天命”概念,也有学者(如董仲舒)在有神论意义上来使用“天道”概念了。与“天道”概念出现的同时,相应地出现了“人道”概念,这是一个介于“人事论”和“人心论”之间的一个概念——它起初属于“人事论”范畴,其含义与“人事”无异[1],后来衍变为意指人特有的活动方式的概念,如老子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1] (《七十七章》)。孟子所谓“思诚者,人之道也” [2](《离娄上》)皆是,这个意义上的“人道”本质上仍属于“人事”范畴,但已初具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意义,后来这方面的意义逐渐增强,至《礼记》乃演变为与“人性”或“人情”涵义相近的一个概念——如《礼记》谓:“人道亲亲”[3](《大传》);“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 [3](《问丧》);“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人情之大窦也” [3](《礼运》)。由此,明显可见“人道”与“人情”涵义相近;而《礼记》对“人情”与“人性”这两个概念则未作明确区分,而是常常交换使用之,例如:“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3](《礼运》);“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4](《文王官人》)故可视之为涵义相同者。然则,至少在《礼记》中,“人道”已近乎是和“人情”、“人性”涵义相同的概念了,“人道”也就从“人事论”范畴演变为“人心论”范畴了。

先秦时期,道家老、庄崇尚天道(自然之道),认为人事当由天道决定,故而提倡“无为”。老、庄所讲的“无为”,不是指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指人应当完全顺从自然之道行事。这是典型的人事无为论。儒家孔子主张“君子”当“畏天命”,这也显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天道抱有一种消极无为的态度,但同时他又强调“为仁由己”[5](《颜渊》),表明其并非完全消极认命,多少还承认人事“有为”,其后学荀子更提出“制天命而用之”[6](《天论》)的主张,这意味着不仅“为仁由己”,而且人还可以掌握天命,用来为人服务,这是典型的人事有为论。

在思想上与道家(老子)和儒家(荀子)都有一定联系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其人事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其两家思想的精华,即一方面提倡“缘道理以从事” [7](《解老》),另一方面更强调“当今争于气力”[7](《五蠹》),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天道自然观的人事有为论。

再联系墨家“尚力”“非命”的主张,合而观之,完全有理由说,人事有为论是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主流。

两汉哲学仍围绕天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展开,但和先秦诸子哲学相比,其顺天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宣扬“天者,百神之大君” [8](《郊祭》)和“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9]的董仲舒固然崇拜“天神大君”,就是以“疾虚妄”为己任而对当时神学迷信进行激烈批判的无神论者王充,也是求助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而运用自然命定论作为其批判神学天命论的思想武器的,这使他的人事观中的顺天思想甚至比董仲舒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后者毕竟还能说出“人主与天共持变化之势”[8](《王道通三》)这样的话,说明其多少还是肯定人在宇宙间的能动作用的,尽管其顺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前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