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意之辩 – 陈明

――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论域与义涵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言意之辩条中,“言”被理解成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意”被理解成思想、义理、宗旨等,并认为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是该论题上的“三派”。[1]应用广泛的教科书则虽意识到言意之辩包含言与意、言与物的不同维度,却认为这是唯心、唯物观点不同造成的。[1]受此影响,后起者基本认为言意之辩“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客观世界能不能认识或事物的本体能不能认识的问题”;[1]其本质是“心物关系”,而否定“言意关系”。[1]受现代西方哲学影响的最新研究则主张“言意问题和名实问题,都是语言哲学”。[1]还有论者指出了该论题与道即“本体论”的相关性。[1]

如果说言意之辩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哲学意味最为浓厚的论题的话,那么我要说其意义与内涵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和诠释,虽然前述材料显示着人们理解的某种推进。本文试图论证的是:虽然言意之辩作为一个论题存在许多交集,但从根本上讲言尽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并不属于同一论域,三个命题中的言与意内涵并不重合,所针对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根据这种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名实关系为主题的“认识论”、与天(道)本质为主题的“本体论”、以圣人“立言垂教”情怀之把握的解释学或政治哲学三大论域。分析言意概念在不同命题中的具体所指,明确并理顺其所属论域,不仅可以获得对言意之辩的全新理解,而且能使中国哲学的特质和丰富性得到充分展示。

命题的分析

强调并突出“言”“意”二者与人及其活动的相关性,[1]通过将一般作为名词解读的“言”转换成动词“言说”,进而将对语言的分析建立在对行为的分析这一基础之上,是本文立论的前提、线索和关键。

言,《说文》:“直言曰言”,本义是说话,“像舌从口中伸出之形”,相当于今天的“讲(话)”(speak);首先是一个动词。意,《说文》:“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正韵》:意,“志之发也。”而志,《说文》的解释是“心之所之也”,可以理解为“(心)将xx当作目标”,即心里的意向、目标(intention、will)或用心。如《论语》的“志于道”,《尚书·盘庚》的“若射之有志”和《左传·昭公九年》的“志以定言”。如果把《易传·系辞上》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作为言意之辩的最早提出,那么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通过训诂试图确立的逻辑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后紧接着的是“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孔疏云:“书所以记言,言有烦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其言。……若言之不能尽圣人之意,书之不又能尽圣人之言,是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也。”显而易见,1)这里的“言”是“言之”,“书”是“书之”,即不是指“字”(word或book),而是指speaking和writing;2)这样的speaking首先是指人以言说传情达意,而不是立名称写实状物;writing则是将声音符号转换为文字符号。即使按照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与思想、义理、宗旨的关系,或者名与实、心与物的关系理解,作为名词的言(word)也是作为动词的言(speak)之结果,而“志以定言”的“意”,作为人的意向(intention或will)更是毫无疑问的逻辑在先。用庄子的话来说,前者只是“迹”,后者才是“所以迹”。

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现代语言学把语言理解成“符号系统或施指系统”。[1]语言哲学有所谓描述的说话方式和评价的说话方式之区分,把言意之辩中的言意关系分成指向客体的言与物(如方圆、桌子、天、道之指称)和指向主体的言与意(思想、情感之表达)的不同结构――为行文方便,以下将前者称为言意关系A,后者称为言意关系B。

人“说什么”是一个行为(action),是“做什么”,而“做什么”又总有一个“为什么”。在言意关系A之中,人之所以“言说”是要通过言语把握客体。在这里,因为认知的意愿(求真)一般情况下是普遍化的,其利害关系与评价标准也趋于一致,所以这种意愿对行为(言说)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属于某种“隐性”的存在。言说者主要是作为认知主体言说,语言(作为思维工具或思维结果如概念之类)是作为“能指”进行“外部指称”,提供外部世界的图像以满足人们的认知、交流等需要;其意义则是根据其反映、揭示外物的程度即所谓“真值”判定。[1]“以言指实”的所谓心物关系、名实关系基本即是属于这一论域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论域里,当语言被用来指称天、道等特殊的“形上性存在”的时候,论者(如道家)一般都感觉“言不尽意”――言意之辩的所谓本体论论域即由此而生。

在言意关系B之中,人是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存在者”;其言说行为主要是表达特定的情感、意愿等。在这种关系里,语言作为“能指”进行的是“内部指称”,将其情感、意愿以及所思所想表达出来。而将这种“内部指称”实施出来则是因为存在一种更基础性的意向性或意志力驱动。对于这个意向性或意志力来说,语言是工具性的,其言说行为属于“以言表意”、“以言传情”。当所表之意、所传之情不只是直接的个人性情绪,或者说其意向、意愿并不因直接的表述、表达即告满足,而是需要通过设计方案(如制礼作乐)付诸实施方告实现之社会性情怀或诉求(如博施广济之类)时,这一表述的行为即由“以言表意”转换成为“以言行事”了。周公的“制礼作乐”、孔子的删削《春秋》即被普遍视为行“王者之事”。

对于“以言行事”来说,“说什么”(与文本信息相关的meaning of the words或significance)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想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即作为行为驱动力的“意向”“意志”( intention of the speaking)、用心的实现与满足才是关键。[1]“意向”、“意志”和“用心”(事实上这才是言意之辩中“意”的本义)是未被规定的抽象,是普遍的,其实现实形态则总是历史的、情境性的,是针对特定问题择取相对最佳实现手段、工具的结果。所以,不仅对于什么才是“最佳方案”或“最恰当的言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