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中的意义转移:齐物 – 李延仓

“齐物论”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把“齐物”理解为万物一齐或齐一万物,是没有多大歧义的。问题的异义在于,庄子与后世治《庄》者分别是在何种意义、何种视角上“齐一万物”的。搞不清这个问题,就不能真正理解庄子及“齐物”义在后世的影响和演变。基于此,本文以《庄子》、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1]为对象,考察“齐物”在经典诠释中的意义转移。

一、庄子:“以道观之,万物一齐”

庄子的“齐物论”并不否认差别,相反,它倒是以肯认事物之间的差别与对立为前提的。他意识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并对自然、社会、认知等领域中的矛盾多有揭示。[1]也许正是基于庄子对矛盾的凸显及对“物之不齐”的强调,清代胡文英《庄子独见》认为《齐物论》的主旨是强调万物的不能齐、不可齐、不当齐、不必齐。既然万物并“不齐”,庄子又如何能够“齐物”呢?此中的关键在于,庄子并不是在经验意义、知识论意义上齐一万物,而是在境界意义、价值意义上齐一万物的。换言之,庄子的“齐物”论并不是要改变万物,而是要改变看待万物的视角,在精神上实现对万物殊异性的超越。

理解庄子的“齐物”论须从其道论入手。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在“天道”、“地道”、“人道”等的基础上,首次把“道”抽象、提升为形上之本体。由于“道”是在对天、地、人等经验事物进行直观体悟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哲学沉思与终极性关怀,故道体一开始便与“物”有关涉。庄子“明老子之术”,故也认为万物由“道”派生,“道”乃宇宙的本体,它超越时空、异于万物而存在,即“物物者非物”(《知北游》)。庄子所以视“道”为“非物”,是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形下之“物”都是“有”,都属于有规制性的有限存在,故其就不能涵摄宇宙的丰富性而成为万物存在的根据。依庄子所言,即是“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庚桑楚》)。亦即,能够统摄万“有”而作为其最终根据的只能是“无有”,它是有异于经验之物的无任何规定性的东西,而万有只能做到“以形相生”(《知北游》)、“以不同形相禅”(《寓言》)。尽管庄子认为道、物有异,但他沿循了老子“道生德畜”的理路,认为道生万物之后,万物与道并没有完全斩断联系:“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天地》)这里,庄子指出“泰初”是万物的形、性得以产生的总根源,并且万物得之以为“德”。他虽未明言“泰初”是什么,但实际上“泰初”就是本体之“道”。[1]既然道的运动塑造了物之“形”,赋予了物之“性”,即“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天地》),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在生化万物之时,其属性印记、滞留在了万物之中,形下世界的任何物中都存有“道”,《知北游》所谓“道在屎溺”云云就是对这种思想的表达。

万物既禀“道”而生,那么它们就应该具有与“道”一样的价值属性,但庄子并不强调万物完美呈现道体、依道而存的理想层面,相反却着力凸显道、物的对立。在他看来,道生万物之后,物就从与道为一的形上的存在状态,坠落到了形下的存在状态。而坠落的结果是,物失去了道的完满性,失掉了圆融的价值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认为道是纯“善”的,而物则是“恶”的。这里所谓善、恶并非伦理意义上的,而是就价值上的完满或亏缺而言。在庄子看来,物是一种“亏缺”,它“亏缺”了本应该与道同一的圆融属性。对于物乃道之“亏”,他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这里的“亏”,不是指道体之“亏”,因为道体是“自本自根”、“独立而不改”的,它永远不会“亏”;而是指道体之性在物中的一种“遮蔽”,即道在物中不能完满、圆盈地呈现自己,从而使物不能处于与道合一的价值圆融状态,不能全幅展现自身的本真之性。庄子对道、物之别的隐喻莫过于倏、忽南北二帝凿中央之帝“浑沌”的寓言(《应帝王》)。对于此寓言,学界见解纷纭。笔者则认为“浑沌”喻形上之道体,“七窍之成”喻形下万物之产生。“浑沌”被“倏”、“忽”二帝所凿之后,因具有“七窍”而身亡,这是隐喻“浑沌”已经由形上之“道”坠落为形下之“物”。庄子把由道而物的过程描述为“浑沌”由生而死的过程,认为道为“生之徒”而物为“死之徒”,目的是彰显物从道分离出后道、物关系的对立。概言之,在道、物关系上,侧重强调道、物对立,主张贵道而贱物,这是庄子哲学的特质所在。

庄子这种道为完满、圆盈而物为亏缺、亏损的思想滥觞于老子。《老子》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四十五章)在老子看来,“道”是“成”而“盈”的、完美无缺的,它具有圆融的价值属性。[1]《老子》又曰: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这里,老子把“道”视作一种超越的“大全”。这种“大全”不是一般所谓的“全面”、“全体”之全,不是所有部分相加之“全”,而是一种具有本体意义、标识价值圆满的形上之“全”。老子认为形下之物是不足称道的,即道以万物为“刍狗”、“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六十五章)“道与物反”,即是认为道是“全”、是“圆”,具有圆融的意义与价值;物是“亏”、是“缺”,其价值与意义是缺失的。对“大全”之“道”的形上意蕴,庄子多有揭示,如:“吾独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大宗师》)“见独”即是得道。庄子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的体道历程并不是每次觉解到“道”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而是一种整体、浑化意义上的直观体悟与境界超升。因为道体是超越一切区别、对待的,它不能被宰割、断分,故也不可被截割、肢解而分段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庄、老之所以拉开道、物之间的距离,认为“道盈物缺”、“道贵物贱”,是为了以“道”的圆满反显“物”的异化,即以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警醒现实文明异化对人的真朴之性的扭曲。

由于褒“道”而贬“物”,故庄子认为形下之物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与意义:“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齐物论》)“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达生》)在他看来,万物既然各有其特殊的规定性、特定的意义与价值,故它们都不具有绝对性,因而都没有是己而非人的理由与资格。“以物观物”,万物皆有所“然”、所“可”,但也皆有所“不然”、所“不可”。从形下的视角,尽管可以依据特定的标准分出物之优劣尊卑,但这种以相对性比较相对性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物之优者、尊者也逃脱不了其为“物”的命运。换言之,万物之间虽有差异,但却有“大同”,此“大同”即在于万物都不能脱离“物”之藩篱,不能超越“物”之封域,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正因为如此,他反对无谓的争辩:“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淬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徐无鬼》);“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则阳》)依照庄子的认识,对形下事物的任何观点、主张归根到底都是对物的具体认知、具体理解,而一切对物的认知与理解都未超出“物”之宥域,它们仍然属于缠缚于“物”的仅具相对性的庸俗存在。由于“物”永远属于道之一曲,不会脱离“亏缺”的相对性,故争辩的结果只会导致自我心灵的封限,而与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无缘。

因此,庄子主张人们应当摒弃“物”之烦扰,即:“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在宥》);“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德充符》)。他认为在大道面前,一切物都是渺小而不足称道的,故由此强调“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秋水》)。亦即,在道的高度观照万物,它们之间相对的贵贱、差别都是可以忽略或取消的,“自贵而相贱”的物我观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在“以道观物”的境界上,庄子揭示了万物的相对意义与价值,从而使万物之间获得了平等存在的身份与地位,并由此进入了“万物齐一”的哲学省悟。[1]在他看来,“道”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其圆融价值可以涵摄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