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命运(摘要) – 傅永军

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然而,奇怪的是,素来对西方激进左翼思潮怀有天然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社会批判理论时,却出现了反常。与此前任何一次激进思想的“西学东渐”不同,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让自己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发挥作用,他们乐意接受社会批判理论,但拒绝将其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社会批判理论被中国思想界定义为“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理论”。似乎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热情,一旦接触到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质的西方思想就立刻想到用它去诊断中国的社会病症,开出一副能够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药方。中国的学术界只是把社会批判理论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学者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它的与众不同的学术语言。对它的研究也是学术性的,没有人奢望这种纯粹的学术探讨能够化身为批判社会的武器,发挥着武器批判的功能。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社会批判理论的同时,又对其激进的社会文化批判保持警惕。他们明确地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被用作批判的武器时,应用者必须考虑“中国语境”,即必须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作为发生在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它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现实既错位又脱节,“机械地将西方批判理论套用到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必将遮蔽或模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造成认识的盲区与评价的误区”。因此,社会批判理论必须“本土化”,才能应对中国问题。在这一点上,情感上亲近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国学者与那些一开始就对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表示担忧的学者并无不同。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承认社会批判理论可以被借来抗拒和反抗中国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当然必须在本土化过程中适应中国语境,而后者则不承认社会批判理论可以应用到中国现实,即使在中国语境下完成了本土化。这种不同的意义不在于差别,而在于同一,即对待西方激进批判理论的审慎态度。

这种在接受和拒斥之间保持均衡的做法,使得反思的冷静一致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接受,并且由此构筑起一道思想的防线,阻止激进主义式思维定势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用问题上发作。由此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思想在中国的效应被严格限制在学术界,作为一种批判社会和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学术后援。它基本上找不到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通道,无法将自己生涩的批判语言化约为一般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进行省察时所使用的日常反思语言。因此,它在中国至多掀起的是书卷中的风暴,成为知识分子愤世嫉俗性格的话语实现模式之一。

 

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常?为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思想派不像前此西方的激进思想(如法国启蒙思想、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那样在中国变成一种革命性语言,落实到现实社会的改造上呢?在中国接受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主体一样是有着强烈启蒙理想和拯救情怀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在对待社会批判理论时使用更多的不是“实用理性”,而是“理论理性”呢?在我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两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思考中国社会演进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自由主义角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我先来分析第一个原因。毋庸多言,在中国被迫选择现代性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任何一种话语都来不开西方背景。虽然谈论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这个前提,但把这个前提置入何种背景却是学者的自由。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总是在“突变、剧烈式的革命”语境下,谈论中国与西方。谈论者强调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必须在与传统的断裂中完成。因此,因革命而完成的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这样一种根本特征:它是从理性及其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传统和历史典范中寻找自己时代的合理性根据。所以,革命特别强调与旧的社会从观念到现实存在实现彻底决裂,它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的。

20世纪90时代前后,上述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突变、剧烈式的革命”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认识过程中得到了深入到学理层面的反省。而“渐进、温和式的改良”作为社会演进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这种模式在保持社会秩序前提下,追求渐进性的改良,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赓续传统。传统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已经被清楚认识到。传统经过现代性的创造性转换,不仅能够适应时代的变迁要求,而且能够以自己负载着的维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内容,不断地产生出一种推动社会秩序向着后续历史延续下去的精神冲动。这样,谈论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语境除了“突变、剧烈式的革命”之外,又有另外一种,即“渐进、温和式的改良”。在“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