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反省:从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看 – 刘杰

中国哲学界从上世纪70年代末重归真正的学术研究以来,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在这三十里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广泛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更直接地参与到和国际哲学界的对话中,不断反省自身的问题和研究进路,中国哲学学术的国际化视野大大提高。不仅我们自己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越来越多,而且参加海外举办的学术会议的人数也越益增多。如2008年7月就有100多位学者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又如,30年来翻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更是空前的。此外,今天研究马克主义哲学和传统中国哲学的许多学者也同样深受西方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从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研究视野到言说方式都深受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打通中西马”俨然成为许多学者的学术追求。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西方哲学的影响无所不在,不过从总体上讲,目前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还未能得到国际哲学界较高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无论是从研究的主题,还是研究的方法,都远远不为国际哲学界所认同,存在一个自说自话的窘境。虽然在许多本土古典主义学者看来,我们的哲学研究有失去本族文化特质的危险,但事实上西方哲学界几乎并不关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令我们尴尬的是,被我们自己主动“西化过”的哲学却并不被西方学者所认同、所接受。而国内那些专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在积极翻译、介绍和评述西方学者的思想时,难得原创性成果,未能在了解西方哲学的同时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独特问题和令人感兴趣的、有力度的解决方案。一提“中国哲学”一词,西方学者所联想到的往往还是“传统中国哲学”,他们并不知道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令他们钦佩的哲学家。可见,目前中国哲学的“西化”只是一种假象,一种热闹的表象而已,是一种不为西方哲学家认可的、粗陋的沿袭和模仿。这一点和现代印度哲学界的情况非常相似。

然而,尽管问题很多,但我仍然认为中国哲学走向创造性的历史“机遇”是存在的。一是因为目前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西方哲学提供的研究资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新生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就如同当初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古代哲学带来的资源一样。其次,少数学者的研究能够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变化和发展保持同步,其问题意识和研究策略基本符合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学科规范,在当代学界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再者,少数学者自觉形成的中西交融的哲学视野早已走出了单纯“比较”的阶段,有机的对话和融合思维取代了非此即彼的罗列,哲学的想象力得到丰富和发展。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少数有才华的学者最终学会并熟练地运用高度技术化的方法,无论是论证的技术还是修辞的技术都得到精到的使用,从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严谨、新颖和深度。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明确地区分“哲学史家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家的哲学研究”,放弃了传统的所谓“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意识到二者的不容,特别是意识到历史方法和叙事主义的局限性。这对于中国学者定位“哲学家”的形象非常重要,“史”与“论”的分家对我们摆脱数千年来的“以史代论”的思维习惯尤其重要。

但问题是,既然西方哲学是我们不得不遭遇的对象,是我们不得不与之对话的伙伴,那么这个对象或伙伴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对西方哲学进行刻画和分析,以期我们在今后的哲学研究中能够从我们的对话对象身上反省到更多的东西,获得更多的哲学想象力和创造灵感。其中,一个分析涉及西方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一个涉及它的总体方法,最后一个是关于哲学研究的定位分析。

 

一、“英雄时代”的结束

 

欲知今日西方哲学的特质,就应知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和变迁。十九世纪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的时代”,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自然科学最终走向成熟和完善,社会科学真正诞生,并且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推动了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的知识、文化和社会氛围激发了哲学家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激情,结果是各种“体系哲学”的出现。我们熟知的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叔本华、海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格主义、幸福主义、进化论、功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最近,美国著名哲学家N.雷切尔(Rescher)在其《哲学推论》(Philosophical Reasoning)一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下面我们对他的观点做一简单的介绍。

在雷切尔看来,“体系哲学”和“反体系哲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最近百年哲学的图卷。他认为,体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其研究范围(或主题)的无所不包,而是其核心思想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组织原则来构建。这种哲学风格还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家,如G.E.摩尔的直觉主义、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战后欧美的思想氛围是否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家告别了体系哲学,实证主义、虚无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兴起。这些新的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告别了哲学的思辨,把目光放在自然科学、文化研究、语言和逻辑、日常生活背景上。诚如雷切尔所说:“他们把世界的事实性安排(如科学或日常生活所反映出的一样)看成是最终的和自足的,而不要求——甚或承认——进一步的哲学性奠基或证明。”[1] 换句话说,各种反体系哲学相信“事实本身”,把“单一原则”看成不必要的虚构,看成哲学思想的“伤害原则”。这在“拒斥形而上学”和“现象学悬置”等口号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雷切尔也指出,哲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大约在1920—1950年间,在整个否定主义的思想氛围下,还是出现了复兴体系哲学的迹象。人们仍渴望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真理和价值问题进行新的哲学解释。东方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天主教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纷纷吸引了人们,应用伦理学也在此时兴起。似乎“复兴体系哲学”的幽灵还徘徊在西方哲学界,“渴望深刻”的意识挥之不去。

然而,简单地复兴传统体系哲学却遭遇了文化发展的新问题,使得这场体系哲学的复兴运动胎死腹中。那么,影响体系哲学复兴的因素是什么呢?雷切尔认为,简单说来,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社会”这个概念并无新意,但人们对它对哲学的意义却反思不够。它意味着以下几点:

1、知识的爆炸:大量新的科学分支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想框架,哲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以物理学为例,1911年物理学包括20个研究领域,而到了1970年则达到了210个研究领域。这个数目目前仍在增加。其他科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2、 形式科学(数学、逻辑学、计算科学)中系统的多样性:形式科学不再是单一的整体,各系统间不再兼容。

3、 复杂性现象弥漫开来:随着新物理学的兴起,我们的宇宙图景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亚原子物理学中“物质”的非物质化;量子物理学中因果性的复杂化;宇宙起源的新理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兴起;生理心理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等。

4、 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得到确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如哥德尔证明了数学系统不能包括整个算术;塔尔斯基证明我们的语言不能包括整个真理;我们的粒子加速器不能把粒子加速到光速;我们的冷却设备不能获得绝对零度。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一种新的哲学观的诞生:用一个简单的、单一模式是不能解释这个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