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偏差问题 – 陈治国

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一切哲学都是比较性的。因为,从事哲学研究就必然要牵涉到概念的甄别、命题的评判和思想的推量,尤其是当某种哲学与哲学史发生关系的时候,比较似乎就更加不可避免。不过,严格说来,通常意义上的比较哲学则仍然主要意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完全异质性文化系统之间有关哲学范畴、命题、体系甚至整个形态的相互冲撞、相互检验或相互发明。后一种模式上的比较哲学显然对于19世纪中后叶以来的整个中国哲学的变动及其处境更是有着不同一般的含义。

我们知道,自从19世纪中后叶严复、梁启超、胡适和王国维诸公基于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问题的考虑迻译西学以来,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比较几乎就成为国朝学界“研究哲学”、“运思理论”的一种基本定数。诚然,此种举动对于拓展视野、考量传统、检估思想、促引理论都曾颇有良多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百多年来几度起伏的中国哲学始终徘徊不前,种种研究都没有能够开拓出中国哲学的新气象与新前景。个中缘由不一而足,但是一种缺乏深度理论反思和严格方法规范的粗糙空疏之比较模式不能不承担相当的责任。就笔者看来,此一比较模式的失当之处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比较前提设定的偏差、比较研究方法的偏差和比较目的定位的偏差。

 

、比较前提设定的偏差

 

众所周知,国内学界关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自以来就不是完全独立的,即不是一种纯粹知识性的、理论性的智识活动,而是有着特定而深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历史背景。这种广阔而深远之背景诚然为中西比较哲学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机缘,但是也顺势导致哲学问题的比较往往是情绪化的:或者通过比较强调中西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以维持本民族传统的纯洁性与自足性,或者通过比较宣称凡是西方哲学所有的,在我们中国哲学中同样存在着对应因素或至少有其迹象,以确认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信念和身份认同。而无论是哪一种态度,都不约而同地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有着深远传统的中国哲学完全是封闭性的、自足性的。故而要么根本无法进行比较,亦没有必要进行比较,因为这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要么进行比较也只是一种自我论证、自我辩护,而不会带来真正的额外收获。实际上,这样的前提预设,不过是要表明中西哲学之间根本没有等级上的高低,而最多仅仅是种类上的不同。

上述预设及其指向本都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比较哲学的可能价值及其真正意义。那么,除此之外,中西哲学之间是否还具有某种更深层的关系呢?我们知道,哲学原本是关于人类如何理解、把握和处理本己的生存及其命运问题的整体性学问,所以势必和人们的实际生存经验与生活处境密切相关。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着极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历史命运的中西各方才各自酝酿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质与形态的哲学传统,并且由以确立的某种传统也在相当程度上引导并规范了各自的生活形态。然而,19世纪以来,伴随着中西之间的规模性交往——尽管很多时候采取了扭曲性的形式——的展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存经验的扩展,双方逐渐发现,每一种哲学系统都并非完全自足的,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此,中西哲学的各自发展就被导向一条比较的轨道。

纵然产生了比较的动力,那么是否具有比较的可能呢?许多学者曾以完全的不同质性拒绝给此问题以肯定性的答复。事实上,这一理由本身正是我们要进行比较、对话的前提。因为,正是不可通约性的前把握才使得双方之间事先就能够有力地持守各自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在比较之中自我迷失或被迫兼合,从而避免比较中的退却或比较的暴力,并真正能以平等、和善的姿态规范、推进有效、有意义的互动与比较。

 

二、比较研究方法的偏差

 

虽然存在着比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就能够一帆风顺。换句话说,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尽管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但也确实是一桩冒险的事业。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表达途径、理论预设等方面深刻之歧异性,足以使得任何莽撞的比较行为都可能归于滑稽或失败。所以,比较方式或方法的谨慎确定就具有了一种举足轻重的意味。悖谬的是,国内通行的比较研究恰恰在这方面最显薄弱。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偏差。

其一,比较研究的过度抽象性和笼统化。比如,学界往往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哲学重人生、求德性、讲直觉,西方哲学求知识、重逻辑、重自然。除了一些大而化之、朦朦胧胧的模糊印象之外,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断定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更多的信息。问题还在于,这种比较是否尊重了事实——,依据上述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