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自然 – 沈顺福

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老》《庄》提倡自由,认为道家的核心概念即自然,等同于自由。如著名学者叶秀山说:“中国老、庄的‘自由’观,并不与‘自然’对立;其实,在老、庄思想中,‘自然’就是‘自由’,‘自由’也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如’,即‘自己如此’亦即‘自由’。‘自由’和‘自然’本是统一的、同一的。”(《漫谈庄子的‘自由’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辑,第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也有的学者,似乎意识到了二者的区别,提出《庄子》的自然、逍遥,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自由。(丁怀轸,《从尘世的超越到精神的逍遥——《庄子》精神主体自由论勾玄》社会科学战线,2004第三期)等等。这些观点,基本上将自然、逍遥理解为自由。本文将通过分析自由的含义,以及自然内涵的历史演变等,来揭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并试图指出:早期的自然,其内涵和自由无关,而后来的自然,则包含了自由的意义。

 

一、自由是意志的属性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范畴是一个近代产物。它既是一个政治理论范畴,同时更是一个道德哲学范畴。叔本华将自由概括为三类,即物理自由、理智自由和道德自由。“物理自由是任何一种物质障碍的缺席。”(Arthur Schopenhauer Smtliche Werke, Vierter Band,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thik,F.A.Brockhaus Mannheim 1988,PP3-5)没有任何现实的东西妨碍我们,于是我们是自由的。没有障碍的天空对于小鸟来说是自由的,没有限制的社会对于人来说是自由的。这便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自由:无拘无束。理智自由指的是一种主体在理智上的清醒与控制力。在冲动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失去这种能力,于是人们便失去了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内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这种自由内涵表明:自由必须有主体的理性或意识参与。第三种自由便是道德自由。道德自由便是意志自由。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基本品质。康德说:“自由必须被预设为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品质”(Kants Werke, Band Ⅳ,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1968, P447)。只要我们承认人类具有意志,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由,这便是意志自由。这也是叔本华所讲的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意志的规定性。康德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自由,作为一种否定的规定,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能力。它和理性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把它叫做意志。”(Kants Werke, Band Ⅳ,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1968, P458)自由是意志的功能。有的时候,它就是意志本身。因此,自由必须以意志为载体,而意志也通过自由使自己存在。没有自由的意志,黑格尔说,那仅仅是一个词而已。(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0,4,补充)

哲学上讲的自由,因此,必须和意志关联。自由便是意志自由。没有意志,无所谓自由。即便是所谓的物理自由,事实上也必须和人、人的意志相关联。把一个文盲关在图书馆里,哪怕仅仅一个小时,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失去了自由。可是把一位书生关在图书馆里,别说一个小时,哪怕是十个小时,他也许也不会觉得是一种折磨。所以,外在条件的束缚并不一定是对自由的剥夺。自由主要依据于主体的意志。这是我们分析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自由的理性要素

 

以意志为依据的自由的第一个要素是:主体的自我意识,即叔本华所说的理智能力的拥有。在自由,或者自由实践中,主体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目的和手段。黑格尔甚至称“自由是一种特殊的思维”(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0,4,补充)。主体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着自己的目标,便是对自由的实现。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那就是自己决定。这便是康德所说的意志自律。

康德说:“意志自律是所有道德律和与其相一致的义务的唯一基础。另一方面,选择性意志的服从律,不仅不可以成为责任的基础,相反,和意志道德的基础相反对。事实上,道德的唯一基础独立于法则的质料(即欲望的对象)。决定选择性意志的基础仅仅是可以成为普遍的立法的准则的形式。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种依赖是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纯粹的、实践的理性的自我立法是自由。因此,道德律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即自由。”(5,33)在意志自律中,主体真正做到了自己决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决定者、是自己的行为准则的立法者。或者说,人自己是自己的存在的主宰。康德的这个定义,第一次指出了人类自己在生存世界中的地位:人类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个主人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人类面前,上帝失去了它的主宰地位。上帝仅仅成了一种和永恒相似的假设。人类从上帝面前得到了解放。更为重要的是,即第二点,康德指出了人类行为的道德意义所在,即,每个人都是可以,在事实上也是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存的。每一个都是自己行为的主人。这样,人类

行为的过程和后果都决定于人类自己。这种自我决定,康德称其是自由的积极性一面。后人因此断定自由的双重品质,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Freedom: A Philosoph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Ian Carter, Matthew H. Kramer and Hillel Stein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在积极自由中,人类自身的理智能力,如叔本华讲的理智自由,无疑是人类自我决定的基本条件。在主体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决定呢?只有自己是理性的、明白的,我们才能够真正决定自己的行为。精神病患者、无知的婴儿便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因此是不自由的,或者说,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意义。

自由的第二个要素是:自由是主体对必然性的遵循。所谓必然性,即因果必然性。因果必然性本来是经验世界的一种现象。而我们说自由是对经验现象的规则的遵循,似乎和自由的原义有些冲突。怎么回事呢?原来,人类虽然先天地、先验地拥有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必须、必然地存在于现实中。主体的存在依赖于现实。理性的、主体的人,如同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永远反映着什么。空白的镜子是不存在的。镜子之所以是镜子,就在于它永远反映着什么。没有反映物,镜子便不能够被叫做镜子。所以,镜子必须依赖于反映物而成就自己。作为主体的人类,必须依靠现实而存在。现实永远是人类的主体的任何一种内在的、先验的修养、德性,甚至是恶习等的来源,即:一个人一定会通过现实的经验而获得一些主体性能力与品性。没有现实依据的品性与能力是不可能的。人类的意志、品性、能力和德性等不是无缘无故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意志、品性、能力、德性等先验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因果必然性。

对因果必然性的遵循意味着:自由并不是完全虚无缥缈的。它遵循一定的因果必然性。这是自由和现实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现实使自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二者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自由与现实的这种逻辑关联,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一些经验的方式,使主体找到这种必然性。所谓主体找到这种必然性,即人通过学习与涵养,形成一定的修养和德性,让普通的人能够像圣人一样具有某些德性。这种方式的操作便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主体的人对一定的现实经验与价值观的承认与接纳。任何否认现实经验与价值观的做法,都会使自己失去涵养的来源。承认现实、接纳现实,然后将其转换为主体内在的品性、修养与德性。现实对于德性来说,好比活水的源头。这是经验性的源头。另一个是主体的人有意识地接受教育。黑格尔说,人类在教育中,并不是单纯地接受一种知识与文化。我们在接受知识与文化的同时,将那些本来是外在于自己的经验转换为了主体自己的内在的品质,比如能力、修养和德性等。(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0,69)一旦主体内在地拥有的这些品质,主体的行为不就有了必然性了么?假如这种必然性和主体意愿相符合,不就实现了自由么?冯契称之为“化理论为德性”。德性的拥有确保了自由的实现。在上述的例子中,我们也许通过教育文盲,让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很爱学习。这是,如果再把他关进图书馆,他也许就不会觉得失去了自由了。

从上述两个要素来看,自由依赖于人类的意志,并且和理性密切相关。没有理性,人类无法自己决断。自己决定与意志自律便成为空谈。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没有理性,我们无法接受教育、教化,人类便无法直接或间接地获取自己期待的东西,也就无法养成自己的德性。自由也就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