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罪观的历史演变 – 刘新利 ?

基督教的罪观是基督教信仰中的基本教理。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对于罪的观念有不同的偏重和表达方式。

 

一,圣经中的罪和罪因

 

什么是罪?使徒保罗曾说,律法的功用在于叫人知罪。[1] 据此,罪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旧约圣经》中,罪是违反耶和华的律法和诫命的行为;是人想与上帝一样知道善恶的欲念;是不忠信;是人因恶念而产生的、背逆上帝的行动。[1] 在这个基础上,《新约圣经》进一步阐明,罪是憎恨天主、憎恨光明、憎恨邻人的行为;是拒绝承认上帝的权威、违背自己的良心;是邪恶的、错误的、悖逆愿做救主的上帝的行为。保罗列举了许多罪的具体表现,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等等。[1] 面对罪恶的世界,基督徒相信,罪与《旧约》中的律法、有血气的肉身以及死亡一样,都属于现实世界。没有人能够不犯罪。事实上人人都可能并且已经犯罪,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基督徒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基督的信徒犯了罪,就意味着从基督救恩的境界回到罪恶的世界,做了不合乎自己身份的事。因此,除了上述以外,罪还是违背信仰的行为。

根据《新旧约圣经》,基督徒将罪分为原罪和本罪。原罪指的是初祖违背上帝诫命,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罚及子孙。人类原本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被赐予善的本性。但是,原罪使人类有了第二天性,即恶的欲念和行动,致使自身陷入罪恶的境地。[1] 本罪是原罪的行动。在《旧约》中,本罪被描述为在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的大卫王和先知以赛亚等等都为本罪、为罪人而忏悔祷告,祈求上主宽恕。[1] 在《新约》中,本罪被基督的父亲般的爱所战胜。本罪就像一度离开父亲、重新回到父亲怀抱的浪子,他没有被父亲诅咒和遗弃,反而得到父亲加倍的爱和关怀:基督的爱和关怀比本罪更强大、更有力。[1]

人为什么会有罪?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罪是由一人带入世界。[1] 《旧约圣经》将人初罪的原因归于人的自身。至善的上帝创造人类,赋予人以善的本性,并赐予上帝的形象,以区别于并管理其他造物。同时,上帝吩咐人类要听从诫命。就是说,人类有不听从诫命的可能性。这就是人的自由。初祖犯罪、堕落,造成原罪,此后,人类离开乐园,进入罪的世界。罪不仅伤害了人的本性,伤害了人心,而且还导致了肉体与灵魂的冲突,破坏了生存状态,导致本罪的普遍发生。《旧约》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例说明,不仅原罪,而且祖先的罪恶和沦落、社会习俗和社会结构也使人心受到损伤,使人性败坏。这是远离上帝的状态,也是死亡的原因。[1] 《新约圣经》将本罪的原因归于人内在的奴化人性的恶势力。这种恶和恶报势力就是原罪。原罪以种种方式伤害始祖堕落以后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使整个人类陷入污秽,使整个世界充满使人犯罪的事。因此,要借着圣灵和水进行洁净,以获得新生。当然,罪的因素还离不开上帝的普遍正义和慈爱。上帝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并且,上帝派遣自己的儿子为罪受死。神圣的爱和公义虽然不是罪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定义了罪的存在。[1]

总之,根据《新旧约圣经》,罪是人类失去本位的处境和状态,其出现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自由选择。上帝赋予人类以自己的形象,不仅使人类具备了与其他造物不同的自由的能力,而且还使人类向往上帝的智慧。凭借神赐的能力,人类始祖屈服诱惑而实现了其向往,因而在获得智慧的同时移动了本位,得罪于自身。由此,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带着原罪的罪性,陷入现世的罪海,置身于本罪的罪孽之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生存处境,世代相继的罪性状态。

 

二,初期教会的罪因之争

 

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与信条逐渐形成于公元6世纪末以前的教会初期。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罪的来源,西方教会展开了一次大争论。代表人物是北非的希坡主教奥古斯丁(354-430年)和不列颠修士佩拉纠(约360-420年)。

早在奥古斯丁和佩拉纠争论之前,对于罪的来源在教会中已经有了种种说法。从整体上说,东方教会受已经被判为异端的诺斯替说教的影响,认为始祖堕落没有殃及人性。亚当与其子孙只在肉体感官上有所遗传,在较高的理性部分,互不传连。至于意志,亚当的罪过只是借着物质的头脑间接地影响人的意志。罪是人经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软弱、无知的结果。因此,人要从罪海中脱出,必须首先使意志选择善,并在神恩的帮助下,使意志转离恶,择善而行。代表人物如奥利金(Origen, 约185-251年)、尼撒的哥里格利(Gregory of Nyssa, 约335-395年)等。西方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东方教会的影响,认为人在亚当里犯了罪,因此生来就有罪,但人的意志没有完全败坏;人的活动是有理性的、负责的。代表人物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us, 约150-230年)、安布罗修斯(Anbrosius, 约333-397年)等等。[1]

奥古斯丁与佩拉纠之间的争论是初期教会不同罪观的集中反应。奥古斯丁坚持认为,至善的上帝创造了善的世界;人类被造是不朽的,并生活在完善的世界中。但是,初祖因为骄傲而误用上帝赐予的自由,犯罪,堕落,致使人类的品性完全败坏,身陷充满罪孽、苦难和死亡的不完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失去了行作真善的能力,并且不知道追求完善而将自己的欲望当作追求的目标,使自身陷在不可能不犯罪和不可能不死的境地。奥古斯丁还认为,人类不是个别被造。始祖堕落使人类本性败坏;人性中的罪是每一个人的罪。但是,人的本性中仍然保有某种自由,能够行作被社会公认的善事,只是由于本性已坏,不能行神眼中的善事。因此,人的得救唯靠神恩。神恩改变人的意志,使之自愿选择善,行作以爱神为出发点的善事。与奥古斯丁不同,佩拉纠认为,上帝创造了善的世界,但人被造为必朽。必朽的人有行善和作恶两种可能。初祖受诱惑选择了恶,堕落于罪中,其中受伤害的只是他自己的肉身。他的本性没有受到损伤,他的罪也没有遗传给子孙。如果说亚当犯罪与其子孙犯罪有什么不同,或者如果说犯罪具有普遍性,那么只可以说亚当在诱惑下选择了罪,而他的子孙则生活在已经充满罪的世界,有了犯罪的环境和榜样。佩拉纠坚持人有向善的能力,认为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人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能力。因此每个人都要选择行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1]

对于罪因的不同解释直接涉及对于基督救世的不同理解。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始祖堕落致使人类完全败坏,彻底丧失了向善的能力,唯有信靠上帝的救恩才能脱离罪孽。如果不承认堕落后的人类只能作恶而不能行善,就是否定十字架和圣灵的救恩,否定人的软弱而张扬人的骄傲和狂妄。与此相反,根据佩拉纠的观点,始祖堕落罪及自身,人性并没有因此而完全败坏。如果不承认堕落后的人类仍然保有自由意志,就是否定上帝造人时的恩惠,否定人的道德责任心。

5世纪前期正是基督教会确定基督论、三一论的时候,因此对于罪的认识必然强调基督降世、十字架与救恩。在这种情况下,佩拉纠的说教被定为异端。[1] 但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也没有完全被教会所接受。529年奥兰治宗教会议规定,凡认为始祖的罪只伤及肉身不损伤灵魂,凡认为始祖的罪只伤及自身不损害后代,凡认为人类有能力从堕落中自拔、有能力归向上帝的说法和观念都是异端。同时宣布,“由于第一个人的罪,自由意志避开正路并被削弱,此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应该的那样爱上帝,或信上帝,或做任何对上帝来说是好的事情,除非神圣的怜悯首先降临于他。”信仰的意志是“靠主预备的”;通过洗礼获得新生,是救主“无偿赐予的恩宠和礼物”;罪人向罪死去而重生是圣灵激发的结果。[1] 正如稍后的罗马主教哥里格利一世(590-604年)所说:“基督并没有为了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完成。可以确定的是,他透过十字架拯救所有人,但他留下那些努力作成得救的工夫以及与他一同掌权的人,必须与他同钉十字架。”[1]

进入中世纪以后,以西方教会为例,基督教信仰的所谓正统的教义信条基本上确定下来。关于罪和罪因的观念虽然出现了几种稍有不同的说法,但基本固定下来。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年)的说法可以代表中世纪西方教会的正统罪观。

阿奎那认为,伊甸园不能等同于天堂或天国,在物质的层面,它与今天的世界没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