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文学:回应生态危机的二重奏鸣曲 – 梁工

反观19世纪之前的历史,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原始文明,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在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中依靠自然食物和简单的生活资料生存,他们把自然视为神秘力量的化身,通过图腾等表达对自然的崇拜。其次是农业文明,人类由于掌握了铁器而极大地提高了改变自然的能力,能适当创造条件,使自己需要的植物和动物生殖繁衍,效命于人类的生存之需,这时人类一方面对自然怀有崇拜之情,另一方面又把自身提升到超越于其他生物的不适当位置。再次是工业文明,自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始,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空前成功地控制和改造着自然,在“人定胜天”的旗帜下开启了现代化生活的新纪元,他们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同时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日益严重的巨大破坏,致使人口剧增、自然资源锐减、充满有害化学物质的拉圾堆积如山;农药改变了昆虫、禽鸟和牲畜的生理机能,化肥的滥用使土壤的天然性质惨遭破坏;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土地荒漠化、空气污染、淡水短缺、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海洋生物被过度捕捞、物种不断趋于灭绝……。科学技术的利器把自然环境逼进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也把人类自身推入了前程暗淡的险境。

既然生态危机的恶果已经殃及每一个人,对生态危机的回应也势必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有识之士。这场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思潮现已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保护运动,其蓬勃发展的直接动因是20世纪中期以降一批西方学者对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所处危机状况的反思和自省,及其奋起保护生态环境的愿望和努力。在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国家,生态保护运动作为“新兴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相互声援,共同向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这批学者清楚地意识到,生态危机是全球性问题,必须由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在这方面联合国做出了应有的努力。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会后成立了专门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同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地球的承载力已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世界面临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危机。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文件,并成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制定一套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2002年联合国又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会议决议的实施计划,为各国的生态保护制定出方案。在此前后,为了从法律层面明确各国对于生态保护的义务,经联合国斡旋,许多国家相继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东京议定书”等,使生态保护成为签约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律责任。此外,联合国还与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合作,发布一批宣言式的报告或指导方针,诸如“地球宪章”、“我们的共同未来”等,其中后者提出,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迫切需要改弦更张,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现代社会对生态危机的反应不仅表现为“绿色运动”在实践层面上势不可挡,而且表现为生态保护观念日益深刻地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各个学科,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神学和文学等。神学家意识到生态保护问题的宗教属性,自觉地重新审视“上帝-人-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自然的神圣性,主张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友好共处。文学家以“大地文学”、“自然写作”等类新型创作表达对自然生态的绿色关怀,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文学批评的重要维度。这两支队伍异曲同工,共同演奏出生态保护的二重奏鸣曲,在意识形态领域为绿色运动的深入发展贡献出不可或缺的观念支撑。

 

一、生态神学的形成和发展

 

生态神学虽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分支,它的源头却能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基督教形成之前,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萌芽就出现在古希腊,主张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唯独人类才拥有道德地位和内在价值,其他物质仅有为人类效命的工具价值,此说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观点。与此恰成对照的是,“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也在古希腊等民族流行,认为动植物在物质上分有世界躯体的物理机能,在心理上分有世界灵魂的生命历程,在理智上还分有世界心灵的理智活动。[1]

基督教是在否定“万物有灵论”和多神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张独拜唯一上帝,声称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出人类始祖,赋予他们管理世间万物的权力。由此,“人独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施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观念,就成了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1] 然而,基督教思想史上也不乏关注生态平衡、主张生态保护的传统,其间中世纪意大利修道士方济各(1182-1226)的故事尤为脍炙人口,他舍弃多种物质财富而投身于大自然,对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充满深情,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晚年写出名篇《万物颂》,纵情称颂太阳、月亮、清风、热火、大地、芳草、飞禽、走兽……,令花草树木、禽兽虫鱼无不为之动容。[1]

18世纪以降,一种“生命中心论”的倾向出现在西方主流哲学思想中。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 Bentham)主张将人类的快乐原则延伸到动物界,认为服务于人类的牛马本是有知觉的动物,人类不应残暴地对待它们。辛格(P. Singer)提出“动物解放论”,认同动物能感受痛苦和快乐,理应得到人类的道德关怀。雷根(T. Regan)进而主张“动物权利论”,宣称大多数哺乳类动物都是生命主体,其生存的权利应当得到人的尊重。1866年德国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E. Haeckel)首创德文的“生态学”(oecologie)一词,指代一门“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与其整体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学问”。[1] 稍后,该词的现代形式ecology出现在植物学家的著作中。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观察生物有机体之间及其与无机环境之间关系的整体主义学说得到科学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双重认同,一批神学家将整体主义的生态学引进神学领域,导致神学生态学或生态神学的诞生。生态神学将世间万物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宏大整体,将上帝视为其关联性最终得以实现的“粘合剂”。过程神学的创始人怀特海(A. N. Whitehead)依据物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变过程中,所有的有机体(或原子)都有其内在价值,世间万物随时都处于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中。从神学视角看,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上帝既是造物主(Creator),又是重新创造者(Re-creator),在通往终极目标即“欧米伽点”(the Omega Point)的路途上总是呈现于某个阶段中。怀特海还在《科学与近代世界》(1952)中强调基督教神学对于近代科学兴起的影响,认为在中世纪,自然秩序的意识与神圣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