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面向与历史维度 – 周建漳

—中西文化关于人的超越的不同路径比较

在某种意义上,超越性乃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它包括精神层面反思性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及生活实践层面上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自我决定和自由创造,在此,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即必死性(mortality)的领会与超越意向占据着十分核心的地位。在本文中,我所关注的人的超越即是在此一意义上说的。

人类的超越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然而,不同文化的根本差异,集中表现为对同样问题的不同文化理解与文化解决。在文化的背景下审视中西文化关于人的超越的不同解决路径或者方案正是本文的论题所在。

一.  文化及其意义

“文化”如赵毅衡所说的确“可能是文化创造的最复杂的概念”,已有的上百种文化定义就是这一点的明确表现。本文不打算对文化定义作专门的探讨,只是在为论题的展开提供必要背景与框架的前提下涉及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解。

我同意赵毅衡从意义入手把握文化的本质的观点,不论对文化可能作怎样的界定,其作为人类“表意活动(包括其对应物——释义活动)之集合”[1]无疑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文化是人类世代形成的整体意义系统,它表达我们对世界与人生最基本的公共理解与解释,制约着某一文化共同体及其成员们关于世间万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和“作法”,从而制约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人的“活法”(包括“死法”)即存在视野与格局。这就是文化的基本功能和意义。

特定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实践的文化意蕴在于,从政治、经济到人际、家关系都属于“表意的实践”,即都表达着特定的意义理解,从而使得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规则。但是,文化共同体中的芸芸众生对于其日常生活实践活动背后的文化意义往往是习焉不察,缺乏文化自觉,只有人文知识分子才可能对现存表意实践及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做出反思,并通过文化批判等人文解释行为对控制人们表意实践的规范、价值做出理论抉择。而导致这种文化自觉的重要契机,往往是不同文化的接触与碰撞。

文化在精神方面可以说属于基本亦最广泛的范畴,举凡科学、宗教、艺术乃至各种精神活动均在其范围之内,并且是在其基础上运作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最根本的功能是“解释世界”,当然,它不是具体层面上科学式的因果解释,而是关于世界的自然理解和阐释,如神话、哲学、历史(故事)、艺术中关于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和表达。举例来说,科学作为求真的事业,其实是在文化所确定的意义框架下的次级文化活动,用语言哲学的话说,就是“意义先于真假”。直观看来,科学似乎比起文化更精致,更确定乃至更先进,但其基础乃是文化,其致思取向乃至发展路径都受到文化的深层制约和影响,中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不同表现就与彼此“实用理性”和“理论理性”的文化精神有莫大的关系。

文化在人类生活世界中居于基础和前提的地位,作为软实力,她在长远的观点上看较之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文化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可以说深入到特定文化共同体成员的心灵中,成为其不假思索、不言自明的思想与行为依据。异文化交往的明显益处,是有令彼此“日用而不知”的前提预设昭然澄明之效,例如,在几千年与专制制度之虎“谋皮”的过程中,国人所诉诸的往往是“仁政”,“圣君贤相”、“亲民”或者是“替天行道”之类的文化符号,关于“权力合法性”及“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由此导致中西政治体制乃至政府性质的本质区别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世界就(已经)是改造世界,而且是最根本层次上最深刻意义的改造。

但是,一旦前此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而获得隐身透明性的文化“边缘域”在异文化的烛照下凸显出来,一旦文化因隐蔽而顽固的影响力因其被识破而“去魅”,文化启蒙的历史过程就大致完成,在实践层面上,与特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体制及实践的改变原则上不可逆转。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体制仍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其背后是实际利害关系。文化上的“去魅”完成之后,特定社会体制与实践背后的利益纠葛就公开化乃至“无赖化”了,所谓“图穷匕首见”。在文化问题上,常见的观念误区是对启蒙前与启蒙后的不同不加区别:在启蒙基本实现之后,仍然坚持在文化上解决问题就成了迂阔的“文化决定论”;而由于文化作为精神力量在面对经济、政治物质力量的当下弱势性而产生“文化无用论”的怨叹,亦属观念错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熟语来表达,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二者不可或缺,从长远的观点看,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更基本也更有力,但最终解决现实问题靠的就不可能是文化这样的精神力量而是现实物质手段。

最后,从“文化功能论”的观点来看,文化无非是人类把握自然与社会的基本会意系统。古往今来,有一些问题构成人类所有文化面对的恒常问题,其中,“了生死”或者在死亡背景下生命的意义问题就是典型的文化问题之一。但是,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与传统中,各个文化的差异往往在于问题视角与解决方式上的不同。其间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与底蕴,是文化思考的有趣问题。

二.  人的超越的两种不同文化面向

“死”在本质上并非单纯的生物学事件,其终极所在涉及个体生命(一生一世)的完整意义问题。“意义”一词通常含“意思”(meaning, sense)与“重要性”(significance)两层意义,前者属认知义,后者属价值义。语言意义及生活意义、历史意义分别指涉这两层含义。意义首先与理解直接相关,有意义的东西导致理解,反之,没有意义的东西令我们不知所云、莫明其妙。在此,意义先于真假,它是理解发生的逻辑条件。进而,意义(通常)还表示某种(通常是正面的)价值,我们在说及此类意义时常常冠之以“重大”、“深刻”及“积极”等定语。

作为思想范畴,意义是在事实性之上的关系性存在,它涉及在某一事物自身范围之外的某种联系,[1]特定事物的意义总是在超出其之上更大的单位中得到界定,这里涉及“部分—整体”的关系:例如,词的意思在句子中,句子的意义在段落中,直至最大的语义单位即语言;同时,它还涉及“行为—结果”的关系,行为、事件的“意义”往往被置于事态发展更广泛的脉络中,或者呈现在更高的价值尺度背景下,如在“玉汝于成”(结果)中体会“艰难困苦”(行为)的意义,将整个人类的苦难置于终极救赎的超验背景中来理解。舍勒说:“一切受苦和一切痛苦,就其形而上学及纯形式的意义而言,乃是部分为了整体以及较低值的为了较高值的牺牲体验。”[1]一般说来,意义问题与目的有密切的关系,意义的成立和理解往往超越事情本身,需被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获得理解,不论历史事件或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均具有如此的特征。具体层面上事情的意义(meanings in the life or the history)原则上总是确实和清楚的,然而,一旦将视野扩及整个人生或历史,生命或历史本身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 or history),事情就超出了生命与历史本身,需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思必定是在世界之外。”[1]准此,生命的意义,需在死亡背景上加以思考和处理。

从叙述学的角度看,死亡对人生意义的威胁或挑战可以表达为人生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换言之,人类个体生命尽管在物理时间或生物意义上有确定的起点和终点,但在意义维度上,人的生命并不具有意义周延相互呼应的开始和结尾,我们生不由已,死亦不由已,在个体存在的生命时间的意义上,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完整的从而意义失落的故事。

生的意义涉及死之存在,人的超越进一步说就是对死亡的超越。众所周知,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外在超越”特征,此即以上帝救赎为安顿生命意义的最终基础和根据的基督教传统。和一切宗教一样,基督教思想的前提之一是关于“两个世界”的基本假设,在这样的前提下,它把人生终极意义置于超越世俗的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