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孔子 – 石衡潭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近年来,孔子又重新热了起来,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度复兴。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经出现过传统文化热,但因缺乏广泛的民间基础等因素而好景不长。眼下的这场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却因各种因素的风云际会而呈现出波澜壮阔之势。

首先,学界引领潮流。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在学界一浪高过一浪,一些大的工程也相继启动与完成。在这一进程中,人民大学走在前列,他们在全国高校率先竖立孔子像,率先成立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主持修撰《清史》,主持编纂《儒藏》。北京大学也紧随其后,开设“乾元国学讲堂”;北大哲学系张祥龙教授也发表文章,建议在北大为孔子立像,得到纷纷响应。清华大学也推出了国学大讲堂;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主办系列国学论坛,硕学鸿儒纷纷亮相登场。在台港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50周年之际,学界对传统文化特别对儒学的关注与热情再度升温,韩星著述的《孔学述论》、梁涛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等重要研究著作纷纷出版。其次,政府鼎力相助。从2004年开始,政府主持祭祀孔子,到2007年,主持祭孔的单位升格为山东省政府和文化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2008年,国务院定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政府运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隆重推出于丹《论语心得》等系列节目,在社会上掀起“《论语》热”。在海外建立数百所孔子学院(按照规划,在2010年,要建成500所),宣传推广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还正式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口号。台湾方面,也即将在中小学实施的《九八课纲》,文言文比例会从当前的45%提升至最低50%,《论语》和《孟子》又将重新成为“必修”或“必选”。第三,民间积极参与。民间组织发起读经运动,特别是儿童读经运动。2004年5月,蒋庆呼吁将自己受中华孔子学会委托而选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和全国“儿童读经评比活动”统一定本,由教育部下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引发热烈争论,褒贬不一。2008年4月14日,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郭齐勇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再次发表《“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一文,这次时来运转,拥护之声甚多,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奋身力挺,年轻学人王达三也口出豪言:“仅仅“四书”进课堂还是不够的。”[1]王达三还提出了把经典教育作为全程教育和课程教育的更大设想。扩大与强化国学与儒学网站的功能与影响,如儒学联合论坛、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家中国、中国儒教、当代儒学、儒教复兴等门户网站强强联手,点击率与影响力都在与日俱增。2006年9月28日,儒学联合论坛等数家儒学网站同时发布了海内外54位学者联名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一些儒学民间社团和志愿者也纷纷出现,他们笃学实行,影响日增,如北京的一耽学堂、河北的明德学堂等等。把儒学变为国教或公民宗教的呼吁与实践也在不断展开与进行。

在传统文化热中,当然以孔子热和《论语》热最为引人注目。近年来,光《论语》的注释书就有几十种之多。以孔子热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热反映了中国人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和文化意识的觉醒,也暴露出了中国人对精神空虚、道德滑坡等等现实状况的焦虑。2007年,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的《丧家狗》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攻讦不已,支持者也不遗余力,至今,这场争论仍余波未息。这也表明,我们在对孔子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上还缺乏共识,还缺乏一种真正卓绝的洞见。我认为,在眼下的这场传统文化热中,至少存在着这样三大缺陷:一是掩不住的实用主义心态,二是忘不了的民族主义梦想,三是挥不去的审美主义情结。这三点影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真正价值的认识,更妨碍了对它的继承与发扬。

一、掩不住的实用主义心态

现在,不少人把传统文化当作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蒋庆在儒学中寻找政治制度的新型模式,于丹将《论语》熬制成一锅心灵鸡汤;一些人欲借孔子来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另一些人想靠国学来发大财[1]。

明确为实用主义儒学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陈明,他主张的“即用见体”说在儒学界备受关注,影响甚广。关于“即用见体”,陈明解释道:“即”意为“在……(历史、情境及活动)之中”;“用”即“使用”,“是指特定历史情境中,智、仁、勇(儒学所谓三达德)相结合的创造性活动”;“见”是一种使动用法,意为“使……(体:生命的本真结构)呈现”、“使……(体:新的生活形式)完成”。合而言之:“即用见体,作为一个命题,是指人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表达实现出来,建构起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1]在传统儒学中,大多是以道为体,而在陈明的理论框架中,原本作为体的道也被平凡化和实用化了。首先,他把在天之道放到了地上,用人的生命本真结构取而代之,而且,他还给予传统的天道观念以严厉的批判:“简单沿袭‘天不变道亦不变’、‘经学即理学’,把‘道’、‘理’与‘天’捆绑而本质化、绝对化是非常危险的。”[1]其次,他用有效性等概念来解释道,把道也实用化。“先有活动,后有真理;先有生命,后有哲学。……就原初义而言,‘道’其实不过是对具有有效性之观念的特殊称谓――‘行得通’、‘可资导引’、‘值得遵循’。因其‘有效’而获得‘客观性’,获得今天所谓‘规律’的地位。”[1]应该指出:陈明的这种论断是以偏概全。真正的道当然是有效的,但道的有效性并非道的本质,行得通的并不一定就是道。道之为道是因其自身的规定性,而有效性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没有一个为人人所接受的统一标准,道也有暂时隐退或对某些人失效的时候。陈明还认为:鲁迅的“拿来主义”、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即用见体”的典型个案。陈明自己也并不讳言即用见体思想的实用主义特征:“‘即用见体’就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情景主义、历史主义的,但我是实用的理性主义的。实用的理性主义讲什么?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即用见体’就是讲中国人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就是讲儒学在当今社会诸功能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1]

其他不少当代学者也多有类似的看法。张旭东最近在接受《二十一世纪》的采访中说:“真正可靠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真正的路,只在自己脚下。这正是回顾过去30年、60年、90年走过道路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一个‘初步小康’的社会,有时会不自觉地拥抱各式各样的‘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因为这样让我们觉得安全。这正是当今的危险。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1]在否定与拒斥绝对真理,肯定与推崇实践方面,张旭东与陈明如出一辙,稍微不同的是:陈明多少对道还心存敬畏,不去正面挑战,而张旭东更放言无忌,直接以“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代替了真理,可以说把中国式实用主义推到了极致。杜钢建则竭力要把儒学引入政法操作层面之中:“大陆新儒家的形成标志不在于对传统儒学作系统的哲学文化诠释,此项工作实际上已由海外新儒家基本完成,而在于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