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命的学问” – 赵杰

——从比较研究方法看儒学与基督教“会通”之途径

今天,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儒家的学问,都必需承认,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在塑造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意义系统、思考方式及行为模式等方面,均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儒学的作用范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人处理人生各层次问题的“智囊”。因此,儒学在中国人看来,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知识,而是一种表达人生智慧的“生命的学问”。近代以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历史、文化场景中,由于儒学的智慧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人生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是一个圆满自足的学问系统——它的生活理念、说理系统、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及终极关怀,构成一个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推理和言说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接受儒学这样一种既博大又精深的生命学问的教化,不但能全面改善人的生存状况,而且也只有儒学所塑造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然而,近代以来的世界巨变,将中国社会卷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场景当中。西方列强的突然闯入,结束了中西方彼此隔绝的历史。从那时起,与儒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挟带着其诸多方面的优势冲进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搅扰。从此,中国人不得不时时处处在“自己的”与“外来的”、“中国的”与“西方的”之间做出比较和选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条充满压抑、挣扎和矛盾的精神苦旅(直到今天,论及近代中国历史,人们还是会用“屈辱”二字去概括它的特征)。

如果我们把文化或文明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整体,那么西方文化自然可以说是一个包含了它的知识、信仰、法律、道德、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等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勿庸讳言,当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这样一种“异质”的文化系统时,一时间想要甄别出它的“基质”或核心的文化要素,并非容易之事。从早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对所谓“德先生”、“赛先生”的激赏,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由全然陌生到逐渐熟悉和有选择地加以吸收的过程。而直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伴随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社会才比较普遍地认识到,将希伯来文化的信仰传统和希腊文化的理智传统以及罗马文化的法律传统糅合在一起所汇成的基督教信仰这股主流,才是西方文化的“基质”或核心要素。

今天,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西方文化、相不相信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也都必需承认,两千年来,基督教信仰在塑造西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生活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同样无需否认的是,基督教信仰以其独特的视角触及到了人的生命及生活中那些充满“悖谬”的深层次问题,并以其独特的说理方式彰显着一种深邃的人生智慧,因此它同样是一种“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认为,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西方文化包括它的宗教和哲学都没有开出真正的生命学问,充其量只是具有了生命学问的一些外在形式而已。他说:

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他们有神学,而他们的神学的构成,一部分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一部分是新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1]

很显然,在这里牟先生是用儒学的标准来判断基督教信仰,如果换作用基督教信仰的标准来看儒学,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如果站在比较研究的立场来看待儒学与基督教信仰,那么与其说基督教信仰不是真正的生命学问,倒不如说它是另一种的生命学问——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学的“生命的学问”。

当近代中国与西方各国因国家民族利益发生激烈冲突之时——这种冲突当然是由西方列强擅自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引起的,中国人已经本能地意识到,“基督教”是异质的西方文化当中与儒家圣贤教训最“格格不入”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只要拿它与我们的儒学加以简单对比,就可以得到确认。因此要想保卫儒学道统并进而保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全力以赴抵抗和阻止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就当时的情势而论,对于基督教这种全然不合儒学道统的外来文化,中国人批判和拒斥的勇气当然会大于理解与接纳的热情。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对“洋人”、“洋教”积蓄了几十年的愤怒和仇恨,至终酿成了二十世纪初那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运动期间,各种讨伐洋人洋教的“檄文”,充斥着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谩骂与咒诅。仔细想来,这里面有着极深的民族情感的纠结,而不全是理性认知的结论。即使贤哲如牟宗三先生,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所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论到基督教时还会有很深的情感纠缠:出于理智他赞成中国人宗教信仰自由,而出于情感则认为,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似乎不应该信仰基督教。他说:

吾人不反对基督教,亦知信仰自由之可贵,但吾人不希望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替中国作主的炎黄子孙相信基督教。[1]

所以,当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回头去看待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与纷争时,一方面,必须对中国人所做出的情感反应加以同情理解(今天,在我们的邻邦韩国,包括更改首都名称在内的一系列“去汉化”举措,也都可以在民族感情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情感的反应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况且,就一百多年后的国际关系格局而论,中国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在与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发挥着持续稳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在文化问题上,也应该从近代以来遭受强势文化侵害的弱势阴影中摆脱出来(受害者心态往往是蒙蔽人理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更加积极主动和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异质”文化,并竭力通过同情地理解去挖掘异质文化中所包含的独特智慧,将其融入我们的民族文化,这可以说是对待外来文化所应取的理性态度吧。

 

 

论到在文化问题上“中西”何择何从的难题(通常人们喜欢用“中国向何处去”来表达这个难题的强度),清代初年的一位数学家梅文鼑先生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今天听起来仍然颇有意味。他说:“夫理求其是,事求其适用而已,中西何择焉!”[1]。如果梅先生的这种卓越见解能够成为学者们的普遍共识,那么,对于解决鸦片战争以来主流学者所热衷的中西文化“本末”、“体用”之争,想必会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当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寻求中西方文化更加广泛深入的对话与沟通时,梅先生的见解也很难说已经达成了学术界的广泛共识。说到底,这恐怕还是与民族感情有关。一句“中国特色”不知引来天下人多少遐想,其中又包含了中国人多么错综复杂的民族感情!

如果我们把“夫理求其是,事求其适用”作为今天对儒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研究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