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西”,功在“重建” – 李灵

2009年4月中旬,坐落在美国洛杉矶的“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中西文化基本精神与未来走向”。四十余位蜚声国内学术界的专家教授聚集一堂,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中,各自就这一话题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谈到中国传统,无法不提孔子;论到西方文化,难免与“上帝”相遇。本书四十三篇论文中就有十一篇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有九篇专门讨论儒家文化;专门进行中西比较的文章多达十八篇,几乎都把基督教和《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他文章虽然是专门谈论“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但也几乎都将基督教作为宗教的实际内容来谈论。

中国主动了解西方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那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彻底否定西方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是因为我们将西方等同于“资本主义”;中国全面深入地与西方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二十一世纪起,因为“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成果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超英赶美”已经不再是个梦想,学习西方的同时也不忘弘扬中华传统。循着这“中西交流”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进步、发展和崛起。但是,每当面对西方的“上帝”时,我们还是依稀感到意识形态词汇包装下的成见并未完全消失,甚至还继续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的正常思考和研究。 这里所提到的“意识形态”并非仅指现代的观念,也指西汉被“独尊”的“儒家”,因为从实际功能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西汉时被当时的“国家”独尊为正统的思想文化以后,就一直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

“上帝”、“神”这样的词汇从来就不是“士”大夫们谈论的话题,也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关注的。因为“上帝”、“神”还在近代与“帝国主义侵略”、“不平等条约”相关,故又特别多了一层政治侵略的意味。所以,传统、政治、思想都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多少注入了点“情绪”的因素,当然也无法让我们如同面对“电脑”和“波音飞机”一样来对待“基督教”,也不可能像接待“比尔·盖茨”一样来接待“上帝”。但中国毕竟正大步向前,中西文化交流走出“禁忌”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我们从一次一次的会议中感觉到越来越大的进步和开放,尽管我们有些学者依然会嘲讽《圣经》中神迹的可疑,甚至荒唐,有些干脆就认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神话故事的延续,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探讨。但是,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既然《圣经》已经是个存在的“事实”,而且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达两千年之久,而且今天这样的影响不仅没有消失,还从西方移向东方,开始影响同样古老的中国,就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此次会议确实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界的开放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直率及其责任感,也因此更坚定了我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念。因为,尽管学者们看待同样问题的角度是如此的不同,所表达的观点也相去甚远,但是心愿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确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主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越来越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这既关乎中国的自强和未来、也关乎民族的认同,故此话题一致牵动着海内外的华夏子孙。近代以降,国运不济,屡遭外夷侵犯。国土之上生灵涂炭,“保种救国”列为族人之首要竟然长达百余年之久。“洋务运动”也罢、“新文化运动”也罢,一切皆围绕着“救亡图存”。如此境况之下,何以能为跻身世界列强之百年大计而谋?一切皆为“应急”之举措。可是如今再不为此而谋,“重建新文化,凝聚全华夏”则同样危急——虽不为今日之“图存”,却也为“未来”之存亡。应该从这样的视野来看待当前“文化重建”这样的话题。

比较“中西”,为的是有利于“文化重建”,提出以下拙见抛砖引玉。

 

一、  “现代性” 是“文化重建”的首要原则

 

江泽民总书记在2000年曾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令人神往,但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其具体内涵仍众说纷纭,但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是能够帮助我们不断地融入世界“先进”行列,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潮流。说得再简单点:“文化重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利于中国赶超西方而成为现代化强国。

作为国家领导人,深知“现代化”对中国的重要性。就传统而言,中国一直是个“强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即便历史上不乏外来侵犯,甚至汉人失去政权,但是汉人从未丧失文化的主导权。就是说,汉人虽被打败,却从未落后。以至于在民族的文化心态上我们有着蔑视一切异文化的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不只是汉人有,任何认同这个文化的族群都有。当年,康熙皇帝接见天主教皇特使、福建省主教颜宕传递教皇不准中国信徒祭祖 “圣喻” 时就愤怒地斥责教宗的“禁令”是“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内之事”。在康熙看来:“颜宕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在对嘉乐的批示中说的更显得盲目自大:“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尔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转引自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34页。)康熙这番话,就是在向西方人传递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可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任何族群因着这一“文化”而融为一体了,也因此“中国”这个词语的文化内涵要多于“国家”的内涵。当然,这种文化的融合却也忽视了“国家”的凝聚。这点暂且不表,下面再叙。

可是,当近代西洋人凭借“船坚炮利”强行撞开中国大门、从而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很快建立“租界”和享有“治外法权”。这一切情形在民族的心灵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残留在心灵深处的那种文化自豪感的“潜意识”被摧毁了——历史上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形成西方式的一神论宗教,但是却以宗教的情怀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心灵赖以寄托的文化价值一旦被毁,这对一个民族来讲是刻骨铭心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