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的普遍化 – 姚大志

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中西文化冲突,但其核心是政治价值问题。人们关心或反对“西化”,不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是使用筷子还是使用刀叉,是听京戏还是交响乐,是喝茶还是喝可口可乐,而在于是否接受“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这些源于西方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被戴上“西化”的帽子并感到其沉重,也是因为它内涵的并非鸡毛蒜皮小事,而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出于不同的理由,人们可以拒绝或接受自由、平等的价值和民主的制度。但是从政治哲学来看,拒绝或接受这些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由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来支配的:这些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
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回答,而这两种不同的回答通常导致两种结论完全相反的政治推理。
第一,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普遍的。如果它们是普遍的,那么就是适合于全世界的,最终所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民都得接受它们,问题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
第二,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特殊的。如果它们是特殊的,是属于西方的,那么它们就是仅仅适合于西方的,而不是适合于全世界的,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民完全可以拒绝它们。
第一种推理的难题在于如何证明这些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普遍的。从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来看,对普遍性的证明或者像启蒙之前那样建立在形而上的神学基础之上,或者像启蒙哲学那样建立在形而上的人学基础之上,然而无论是形而上的神学还是形而上的人学,在今天都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当代的政治哲学证明通常基于社会契约论,而社会契约论的实质是选择的观念:因为我们选择了自由、平等和民主,所以它们是好的和合法的。从契约论的角度看,一致同意的选择是对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最好证明。但是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反驳:这是你们(西方人)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
第二种推理的问题在于它把价值属性(普遍的或特殊的)和政治传统(西方的或中国的)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推理依赖于一个假设:如果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特殊的和西方的,那么它们就永远是特殊的和西方的,而不能变成普遍的和适合于其他文明的。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假设。历史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持一成不变,特别是对于现代化这样的历史事件。现代化是一个由西方开始并波及全世界的事情,在其过程中,与现代化相应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也必然随之传播,而现代化所波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也在变化。另一方面,即使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特殊的,是属于西方的,那么也不意味着它们对非西方国家没有意义。
如果价值或制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仅仅是定义问题,那么衡量它们的标准就是其被接受的程度。一种价值或制度被接受的范围越广,它就越是普遍的;而其被接受的范围仅限于某种文化传统,它就是特殊的。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家们一直声称民主政治制度是普遍的,但是我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民主属于西方的政治传统,然而无论是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还是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都是短命的,只是到了现代,民主在西方才成为一种潮流,一种稳定持久的政治制度。而对于亚洲国家,直到西方文化侵入之前,不知民主为何物。
然而,民主是特殊的和属于西方的,这并不妨碍其他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中国几千年来都实行君主制,既没有民主的观念,也没有民主的制度。表面上看来,能够适用于中国的东西应该是普遍性的,而不应是特殊的。但实际上普遍性的东西对中国没有意义,因为它也拥有这种东西。对中国有意义的是它缺乏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必然是特殊的。一种文明吸收了它所没有的东西,这叫做文明的融合。在文明的融合中,特殊的价值和制度被普遍化了。如果说源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特殊的,那么它们在被非西方国家的接受过程中就变成普遍的了。
每一种文明的性质以及与其他文明的区别都是由其特殊性规定的,就此而言,它自己的价值和其他文明的价值都是特殊的。当然,不同文明之间也存在某些共同的价值(普遍性),但这些共同的价值不会导致冲突。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发生的冲突是“特殊价值”的冲突。在冲突中同时也产生融合,然而这种融合不是这些“特殊价值”之间的相互融合,而是某种处于强势地位的“特殊价值”被另一种文明吸收了。因此,文明的融合实质上就是某些“特殊价值”的普遍化过程。就政治价值而言,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就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普遍化过程。
文明的融合以及对其他文明价值的接受都不是自愿的。每一种文明都有排斥其他文明的内在倾向,为融合而融合的情况既不存在也无意义。文明融合的真正动力是生存困境:处于困境中的文明只有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才能解决自己的难题,才能发展,才能更新自己和提高自己。一种文明处于困难之中,只有虚心向其他文明学习,扬长避短,推陈出新,才能奋发向上,自立于强者之林。我们还应该看到,文明总是处于流动的状态,从强势国家流向弱势国家,而所谓的融合在历史过程中不过是文明传播的一种客观效果。所以,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只是输出文明和价值,它们对文明的融合不感兴趣。只有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只有处于被迫接受文明和价值输入的国家,才喜欢谈论文明的融合。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主要是一个价值输出国,而不是一个价值输入国。政治价值是价值中的价值,是分配价值的价值。对于这样一个“中央之国”,接受外来的政治价值是一项勉为其难的事情。但是,“知耻近乎勇”。因为我们近几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我们在今天吸收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对于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处于剧烈变化中的中国,也只有通过这些现代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深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