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 – 卓新平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了文化兴国的战略决策,并且号召“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对我们从文化战略的意义上来看待和对待宗教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启迪,也告诫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中国宗教参与当前我们文化兴国的大业。在当前中国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制定上,有着不少分歧意见,在达成真正共识上尚有很长一段距离。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这一关键时机,对宗教的文化考量和社会分析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是把宗教作为自己力量还是异己力量来看待,这一字之差会对我们未来的社会走向及文化建设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有着迥异的后果。为此,在我们今天制定文化战略和全面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时,对宗教问题必须三思而后行。

文化是民族之魂,是社会共构的精神支柱。人的社会存在是极为复杂的,分为不同民族、阶层、社群、团体、宗教、党派等。在一个多元社会的共构中,文化认同及文化共融乃特别重要。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没有一定的精神资源作为根据和支撑,则有可能出现嬗变和异化。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共领域,人的社会共在秩序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自觉,则很难维系和坚持。而目前中国的问题,则正是其文化自知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及评价出现了分歧或者说有着模糊之感。这种文化精神探询和自问上面的障碍,使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难以真正得到弘扬。而中国文化与宗教的关联、以及对宗教的评价,更是这一认知领域的敏感区和冲突处。中国文化之“道”是什么?中华之“道”有无宗教精神或宗教内容?这种“道统”是否能够一以贯之、以及如何继承与弘扬,在现代性和世俗性的当今社会几乎被遗忘或悬置。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文化理解中其“宗教性”就被质疑或否定,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出现与众不同的另类解读,甚至与整个世界文化的宗教理解形成巨大差异和明显距离。此后,这种中国的“新文化”之体及其灵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理想的解决。在经过漫长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之历史阶段以后,中国的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又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了这一问题,面对这一难点。如今人们致力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对社会公德的呼唤,力争社会公共底线不被冲破。但总是让人感到收效不大,事倍功半,且不知原因究竟何在。其实,要使实践理性意义上的道德伦理真正起到其社会作用,这里就必须有弘道方能厚德的关联;如果“大道”已隐,德性又怎样能真正显现、做到“明德”呢?为此,在今天强调文化建设、文化繁荣的新机遇之际,反思中国文化及其精神资源、特别是宗教资源,符合我们国情及历史地制定中国的文化战略,以应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嬗变,就显得既特别及时又非常重要。

除了应该客观地评价宗教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作用之外,对宗教的现实意义,也应该从我国当前的文化战略来深入思考,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可能缺少宗教文化的内容。而且,宗教文化所具有的社会及信仰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其他文化层面难以取代的。但宗教总是以多元存在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历史中,文化战略关涉宗教的基本思路即防止或消减宗教纷争,促成宗教和谐。一个国家的宗教和谐会直接影响到其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面对“文化兴国”的发展趋势,我们也应从促成宗教和谐的角度来探究我们的社会和谐、文化和谐,将宗教和谐的问题与我们的文化战略考量密切结合起来。

中国的社会特点和宗教特点,应该从其整体性和一统性的传统及发展惯性来审视。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态的“大一统”社会,这种理念古今相连、依然鲜活。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大一统”文化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圆融、共构精神,此即今天所倡导的“和谐文化”。这种“大一统”的持守,既希望求同存异,也允许和而不同。多元共在方为和谐。与之相呼应、相协调的,则是中国宗教的包容性和互通性。中国传统宗教的主体儒、佛、道都是一种交织存在,相互渗透,而中国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存在与发展更是交融性的,大多体现并涵括这三大宗教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内容,甚至还有更多的扩展。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从中华文化传统区域之外传入的宗教,也都必须面对并适应这种大一统和包容、共融的格局,由此形成其中国特色。为此,我们的文化战略必须基于这一特点的思考和构设。中国社会“合”则能长治久安,“分”则会被肢解,进入多事之秋。当然,要在当今的多元处境中保持这种“合”,维系社会之“稳”,难度已越来越大。而中国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之理念的提出,就是要争取并保持中华文化之“合”、中国社会之“稳”,这是大方向,总目标,一切思想努力和实际工作都应围绕并服从这一方向和目标。

同样,对我国宗教的认知理解和政策举措,也不能偏离这一方向和目标。尽管目前政界、学界等方面对如何看待宗教的分歧在加剧,争议在尖锐化和公开化,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社会,有一种繁荣中华文化的愿景,那就必须从更好地争取、团结宗教界,使之成为社会维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角度来分析问题、解决矛盾。以此为目的,理论上、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分歧、矛盾则不难解决。这已不是简单的章句之争、学理之考,而是涉及到中国社会能否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存亡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不顾这种多元求和、多元共构的迫切需要而教条主义地大谈、特谈所谓原则,强调所谓批判乃至更尖锐的斗争,则会把水搅浑,把我们的社会拖入分化、灾难之中。一旦出现这种负面效果,任何动机都不应该得到原谅。

宗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求,对于一些民族或群体而言也是一种社会共在、文化生活的独特方式,因此不能仅仅从“唯心”这种意识形态层面来理解宗教,而也必须看到它所蕴涵或代表的某种文化观念、以及一定文化传统的积淀,从而能够更多地从人类社会的生活传统、基层民众的生活习俗来认识宗教,感触到宗教体现生活所具有的鲜活性、流动性、适应性和传承性。宗教是相关社会的产物,其性质和意义也与其社会有机相连,保持着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本质属性。我们看待今天的中国宗教,其实也是看待我们自己所处的当今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角度;更是对我们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观察和体悟,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健康存在的生动写照和基本认可。如果否定、贬低我们今天的宗教存在,实质上也是对我们自己社会及其相关政治的相应否定和贬低。无论人们会怎样来解释,其内在逻辑却不可能扭转或颠倒。“颠倒的世界观”是与“颠倒的社会”关联并存的,我们不能颠倒地看待我们今天的社会,自然也不应该颠倒地分析、评价我们今天的宗教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科学运用,而马克思主义的自身逻辑也不允许被颠倒。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最根本的精神精髓就在于从变化、流动的社会发展中来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性质决定宗教性质的唯物辩证法来对宗教现象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对宗教意义、功能和价值的科学、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