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意义的匮乏与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 – 孙尚扬 李丁

–一项基于北京市的调查与分析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轮“国学热”。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国学热”界定为学习、宣讲、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一热潮得到了社会组织、国家媒体、高等院校(知识界)乃至政府机构的推助,因而不仅持续的时间长,而且规模宏大。关于“国学热”的定性,有学者认为,它是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针对西方文化(或西化)而建构的民族文化认同,是文化自觉的表现,是文化自信的彰显。[1]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近30年来,又经历了一股“宗教热”,主要表现形式是各种宗教的信徒人数不断攀升,弘扬各种宗教的活动方兴未艾,宗教出版物的数量蔚为壮观,研究各种宗教的学者日益增多,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关于宗教热的成因,来自主流意识形态阵营的学者认为它既是内在需求的结果,也是国外渗透使然。至于如何对其定性,这些学者一方面不得不在肯定宗教自由这类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承认宗教有正功能(即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在认定国外渗透的前提下,忧心忡忡地列数宗教热的各种消极作用,而且更强调后者,并因此提出了各种对策。[2]

关于国学热与宗教热的关系,笔者认为二者有重叠之处。例如,国学热中对佛学、道家道教乃至儒教的学习、传扬和研究实际上就是宗教热的一部分,但宗教热中有的现象如对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新兴宗教的传扬、学习和研究则很难被看作国学热的一部分。此二者不是此起彼伏的互斥关系,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国学热、宗教热的成因、定性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而是以下问题:在国学热和宗教热中,对社会实在的感知一向相当敏锐的北京市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呈现出何种态势?这种态势中透露出什么样的宗教社会学的意蕴?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将以我们从2011年4月至6月完成的一项关于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教的态度的调查为基础,在这项调查中搜集到的数据透露了一些或许会令人感兴趣的信息。

    为什么选择北京市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应该都知道,由北京市大学生发起或者有大学生参与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上一般都颇具感召力和动员能力,从而能使得运动迅速扩大规模,并向纵深发展,达到学生背后的组织者的社会-政治目的。

学生运动史上与宗教无关的典型事例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而与宗教有关的典型事例则是1922年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这一年,在得知世界基督教学生大同盟[3](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第十一届大会将于4月在北京的清华园召开后,上海一些学生于2月26日开会,筹备建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3月9日发布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见《先驱》[The Pioneer]半月刊,第4号,1922年3月15日),同时,他们还向北京清华园及全国各校发出通电,宣传其主张。受此影响,北大一批学生于3月11日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并于3月20日发表了通电及宣言(原文载《民国日报》1922年3月21日)。这篇宣言断定“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因为宗教“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伐异党同,引起战争”,而且与科学真理不相容,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而“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要重大些。他们的传教方法,比起他教尤算无微不入。他们最可恨的毒计,就是倾全力煽惑青年。”“非宗教大同盟”的宗旨就是“非宗教”。在宣言上签名的有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学生领袖则是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金家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4]

 

北大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在行动上并不止于发表宣言,他们还在4月9日在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大会,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大会上发表了讲演,对宗教进行批判,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宗教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和影响。由于“非宗教大同盟”汇集了当时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各种思潮(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代表人物,承继和发扬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宗教的启蒙传统,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上海的“非基督教同盟”。全国很多城市的学校纷纷响应,成立了很多反基督教和反宗教的团体,从而形成了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反基督教高潮。但这次反教运动主要诉诸非暴力性的口诛笔伐,成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因而与义和团有本质上的区别。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一片反基督教和非宗教的声浪中,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如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于3月31日以发表宣言的方式,大胆而又明确地反对非基督教同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仰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该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5]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反对派的声音,非宗教同盟适时地反省自身的言行,于4月2日第二次发表通电,将其引发的运动与义和团、过激党区隔开来,重申其宗旨是“专为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6]对于周作人等几位北大教授们的宣言,学生们以充满造反精神的雄辩予以拒绝,认为这些教授虽然声称“不拥护任何宗教”,但他们的宣言不是发表于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的消息传出之后,而是发表于非宗教大同盟等已有组织之后,因而事实上有倾向于拥护宗教的嫌疑,失去了完全的中立态度。他们还申辩道:同盟并不侵犯信仰自由,是基督教学生同盟侵犯了不信教人士的自由。[7]

 

北大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同盟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基督宗教史上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将启蒙运动以来对宗教的批判态度和理念更深入和广泛地播撒到青年学生的心性结构之中,并以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国民政府对基督教的扩张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的措施;另一方面,它从反面有力地推助了中国基督宗教的本色化运动。

 

从以上事例还可以看出,尽管影响一种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并最终决定其命运的因素是政教关系,但政教关系既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比如,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大同盟等学生运动就曾深刻影响过国民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换言之,学生运动可以借助于对政府施加压力而影响某种宗教在中国的命运。

 

大学生对宗教的态度,对宗教的兴趣或反感的大小,直接代表着中国青年的主流态度。如果我们可以假定,“稳定的态度、重要的态度、容易提取的态度、由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在认知与情感上

 


[1] 参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页96-101。

[2] 参李晓宁:《校园“宗教热”、“民族热”现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9月第25卷第5期,页157-160;张炜升:《当代中国“宗教热”的探讨》,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页7-8;黄文忠《我国“宗教热”背后的冷思考》,见《学术探讨》,2011年第2期,页236-237。

[3] 此页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之类的专有名词、引文乃至文章中的“基督教”即Christianity,指所有基督宗教。

[4] 以上原文转引自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187-188。

[5] 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页199。

[6] 转引自前引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页191。

[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