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任: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中国数据的分析 – 李峰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学逐渐关注软变量以来,信任问题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热点。就其研究主题而言,诸多的探讨大致可分为社会信任研究和制度信任研究两类,而在制度信任研究中,政治信任又是重中之重。

但对于政治信任,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严格来讲,‘政治信任’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现象。它是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信任关系的总成(周治伟,2007:26)”,是对包括政治体制、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等在类的政治客体的一套积极的态度和弥散性的支持(Easton,1965; Miller ,1974;Norris,1999;Johnson,2005;谢岳,2002),此是为广义的政治信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信任虽可包含诸多内容,但其核心是对政府的信任(Stocks,1962;Hetherington,1998、2007:10;胡荣,2011:96),此是为狭义的政治信任。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与社会信任不同,政治信任是不能够成立的,政府不是信任的对象,只存在合法性问题(罗素·哈丁,2004;琼·科恩,2004:208;郑也夫,2005)。

如果承认政治信任的客观存在,不论作何界定,其研究实质都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即考察不同类型的人群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差异。而从具体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又有着文化论和制度论两种基本取向。

文化论的理论假设在于它对政治信任外生性的强调,认为对制度的信任源自政治领域之外,是根植于社会中的一种信仰,政治信任只不过是人际信任的延伸,是个体对他人信任的函数,它是与政治因素无关的个人因素的结果(Lane,1969;Aberbach,1970)。但它们也有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之分。宏观视角强调民族文化传统(韦伯,2004;阿尔蒙德,2008;史天健,2001;Mansbridge,1997;Fukuyama, 1999;Uslaner, 2002),微观视角强调个体早期社会化的经历(Erikson,1963)及其掌握的社会资本状况(福山,1998;Putnam,1993、1995;Fukuyama, 1999)。制度论的理论假设则强调政治信任的内生性,它是以理性为基础,认为“社会交换的过程——它可能以纯粹自身利益的形式出现——通过它们的周期性和逐步扩大的特性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信任。(布劳,1988:111)”。科尔曼(1999)进一步指出,信任取决于委托人对受托人守信概率、可能的损失和可能的收益的判断。基于此,制度信任也就是制度运作的结果,而非原因,它是民众对政治运行的满意度和可预期的有效性的评估。这种取向也有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宏观视角着重于强调政治信任与经济状况(Feldman,1983;Miller,1991;Hibbing & Patterson,1994;Citrin,1998; Hetherington,1998)、政治绩效和清廉(Aberbach & Walker,1970;Feldman,1983;Williams,1985;Erber,1990;Garment,1991;Craig,1993;Orren,1997)以及对诸如总统、国会等具体政治实体的评价(Ctitin & Green,1986;Norris,1999)等的关系。微观视角则强调个体对制度执行评价过程中还受个体偏好与经历(Mishiler,2001),以及个体对自我生活满意度的判断(Uslaner, 2002;Helliwell,2003)等影响。当然,还有些学者提出综合的视角,如什托姆普卡(2005:79-87)认为信任包括关系、心理和文化三种维度,关系维度强调信任基于理性的计算取向,心理维度强调信任的人格心理取向,文化维度则强调信任的文化规则取向。

学界对中国社会中政治信任的探讨也基本沿袭着上述两种路径。首先,在政治信任的界定方面,大多数学者都持广义的理解,如王(Wang zhengxu,2005)认为,中国的政治信任包括对整个国家政治的信任。姜晓秋等人(2006)则将之具体为对政府公务人员、政府机构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信任。梅祖荣(2009)提出测量中国政治信任水平的六个指标:公民政治态度、公民对政府廉洁与腐败的认知程度、政治信任外部化倾向、对改革开放成果的评价、对政治信息的真实度评价和政治合作。在对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总体判断上,学界一般认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比较高(Yang & Tang,2005;肖唐镖、王欣,2009)。具体而言,在文化论倾向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高政治信任主要源于儒教文化传统与威权主义(史天健,2001;马德勇,2007、2008)。还有些学者从综合的视角进行探讨,如胡荣等人从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等方面对政治信任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存在着正向相关性(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马德勇(2007)通过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进行比较,认为文化论与制度论在中国政治信任中都存在着有效性。王钦(2010)则从政府绩效、公共政策、传统文化、政治效能感和个体差异等侧面对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进行了研究。

在众多的政治信任中,对宗教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的专题性实证研究则要逊色得多。不过从应然的角度就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的研究却是不乏其人。他们普遍认为,对于兼具文化和制度双重特征的宗教来说,它不仅影响着政治系统,而且还是许多社会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源泉(Williams,1999),大多数宗教能很好起到维护市民社会有效性的作用(托克维尔,1988; Coleman 1988; Wuthnow,2002;帕特南,2011),仅是那些特别是保守的宗教可能不利于有效的民主参与(Macedo,1986,1990)。在国外对宗教与政治信任关系的有限实证研究来看,其主旨观点在于考察不同宗教群体,以及同一宗教内宗教性不同的人的政治信任的差异。这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宗教间以及不同教派的政治信仰差异。对此有三种判断:其一是基于文化论的判断。由于在人际信任方面,新教社会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比历史上属于罗马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社会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英格尔哈特,2004:86),由此,在政治信任上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但马克斯维尔对英国穆斯林的研究却表明,穆斯林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要高于基督教(Maxwell,2010)。

其二是强调在基督教中不同教派的政治信任差异。根据对圣经的理解不同,基督教分为左翼和右翼。右翼基督教常又被称为保守派,主要包括福音派和基要派等,其共同之点在于坚信末世论、原罪和救世主(马斯登,2004)。大多数研究显示,右翼或保守基督教的政治信任度往往较低(Wald, Owen & Hill, 1990; Huckfeldt, Plutzer & Sprague, 1995; Popper,2007)。因为这些相信圣经绝对无误论的人都坚信人之原罪,作为人类的一员,政府官员也具有原罪,为此,对他们的信任也会随之降低。

其三是分析民主体制中宗教少数派与多数派的政治信任差异。斯密斯(Smith,2009)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宗教团体越大,少数族群越担心来自政府的控制,为此,宗教少数派对政府的信任就越低。

第二,宗教性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宗教性是指个体的宗教虔诚度。对此,学界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以博帕教授(Poppe)为代表,其研究表明,仅是相信圣经无误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