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需要多元论的宗教理论吗?- 王志成

在中国,试图以科学、客观的态度研究宗教,发端于20世纪初。1949年之前,学界等翻译和出版过多种宗教学著作。但这些著作至今也谈不上有多么重大的后世影响。随着新中国在1949年的确立,宗教学的研究处于新兴但却未必有利的处境中。事实上,在很多年内中国的宗教学并没有得到关注和发展。直到1978年之后,中国的宗教学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关注和发展。与西方宗教学的研究相比,中国的宗教学还相当滞后。至于中国各个宗教是否需要多元论的宗教理论则是近年来中国学界争论的问题。

一、中国宗教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1978年开启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曙光。但那时的中国,真正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极少,大部分研究宗教的人员都来之于原本从事哲学、历史、中文等研究的人员。其中,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人员转向了宗教研究,他们成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理论代表。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任继愈、吕大吉、牟钟鉴等等。

1978年开始,中国宗教学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争论。从郑建业主教在《宗教》上发表《从宗教与鸦片谈起》[1]算起,这场“宗教鸦片论”争论大约持续了10 年。这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中国宗教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学术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工作这样一种转轨定向立即使中国宗教哲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2]

中国宗教学界和哲学界展开的第二场争论是“儒学是否是宗教”。任继愈是中国大陆学者中第一个提出“儒教是宗教”观点的学者。一个标志性时间是1978 年年底,任继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之后,学界展开了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的争论。1998 年《文史哲》组织的笔谈,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当时,中国知名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和李申等,都应邀参加了这次笔谈。段德智教授把这次笔谈讨论的主题归为三个:(1)儒学是“学”还是“教”?(2)如果是“教”,那么,它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 (3)如果是宗教,那么它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里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呢?[3]

事实上,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依然有不少人断言儒家不是宗教。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儒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强盛,人们希望找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其中有些人希望从传统信仰中找到文化之根。于是,有些儒学家要恢复儒家,并把它发展成儒教。代表人物如著名学者蒋庆。可以说,当前的儒学已经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宗教学、宗教哲学、神学著作被介绍、翻译成中文,近年来也出现了宗教学和宗教哲学中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争论。显然,这一争论受到了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唐·库比特(Don Cupitt)、乔治·林贝克(Geoge Lindbeck)等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影响。事实上,在中国佛教,尤其在禅宗中,非实在论思想很容易得到某种程度的共鸣。例如著名的《坛经》,对于西天净土的理解就是非实在论的。

在中国宗教学领域的理论建构方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宗教学前辈吕大吉教授。吕教授长期致力于西方宗教学史、宗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他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为中国宗教学界提供了最系统的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在这部700多页的著作中[4],吕教授就宗教学的性质和内容构成、宗教学的理论方法、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宗教与文化诸方面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宗教四要素说”(即各个宗教都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制度构成)[5]。吕教授指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6]

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在理解宗教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静态地理解,也需要动态地理解。在多种宗教学教材中,学者们开始关注诸宗教之间的关系。例如,宗教学家段德智教授在他的《宗教概论》中开始关注宗教对话与宗教多元主义[7];王晓朝教授关注宗教对话和世界和平[8];张志刚教授全面关注宗教对话问题[9];王志成教授则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宗教间关系的著作翻译和写作,出版了大量相关作品[10]

大体说来,中国的宗教学已经走过了从最初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到挖掘传统资源的宗教学、再到关注诸宗教关系的现代宗教学这样一个短暂但发展快速的历程。

二、中国当代神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的宗教众多。各个不同的宗教各有自己的“神学”思想。这里,我不讨论各个宗教的“神学”思想之发展。我着重讨论的是当前中国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建设。

早在唐代基督宗教就传入了中国。但是,那时的基督宗教(景教)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神学体系。元代的基督宗教(也里可温教)同样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神学体系。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面对强盛的中国本土文化和信仰(儒道佛),无法独立传教。他最后只能与儒家合作,走上了主动适应中国文化的神学发展道路。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们和中国的士大夫们合作,翻译出版了很多神学著作,也撰写了不少作品。然而,从学术上看,他们同样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神学体系。随着礼仪之争的爆发,基督宗教(这里指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的发展机会。近代的基督宗教,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视野里,是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的,也根本谈不上有独立的中国神学体系。有一部分基督宗教神学家试图改变这样的图景,他们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49年之前,有神学家发展了所谓的“本色神学”。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神学建设极其缓慢,没有突破性的实质建树。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宗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和相对的自由。与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在诸多宗教中,有三类宗教发展最快,它们分别是:佛教、基督宗教和民间宗教。基督宗教被视为外来宗教,但它的发展却迅猛非常,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注。当然,不同人对基督教迅猛发展的现象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彼此之间相去甚远。但是,在中国教界和学界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的看法,即,中国需要独立的中国神学。

目前,中国教界和学界存在如下几类事实的或潜在的神学:中国神学(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学术神学和对话神学。

中国神学自1978年就开始发展了自己的历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还谈不上体系化,但也发展了一些明显具有中国教会特征的神学思想。中国神学是认信神学,它有明确的认信立场,换言之,没有基督信仰,就谈不上去理解和发展中国神学。中国神学是教会神学,神学院和教会人士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主体力量。在其他高等院校中,几乎没有学者从事中国神学的建设。中国教会中有几种不同的神学倾向,一是基要主义和福音主义的,坚持这一倾向的基督徒,不愿从适应的立场去理解基督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关系。根据这一倾向,基督宗教和中国其他宗教之间在理论上无法共处,它们之间存在着置换和替代的“张力”。另一种倾向则是相对自由主义的,坚持这一倾向的基督徒比较开放地看待中国的传统宗教,主张和中国的传统宗教展开对话,彼此学习。部分教会体制内的学者,他们不断展开基督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对话,甚至和无神论也展开对话。他们发表了不少著作。他们中代表性的人物有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等。

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集中展现了中国教会神学思想。丁光训一直强调中国教会需要有自己的神学,号召中国教会进行“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而在这个文集中,则充分展现了他本人的一些颇具有个性的神学思想。例如,在圣经观上,他反对经文的字面主义。在上帝观上,丁主教多次强调,上帝的基本属性是爱,他说:“上帝的根本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或者他的无所不知,或者他的无所不在,或者他的自在永在,或者他的荣耀威严,而是他的爱。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就是爱。”[11]在基督论上,丁光训提出“宇宙的基督”之观念。这个观念本身其实并不是原创的,但在中国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意义。显然,丁主教受到了《以赛亚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德日进的进化论之影响,他看到一个远象:“上帝一切的创造、救赎活动是为着全人类的。……发现基督的宇宙性意味着对作为宇宙原则的爱的肯定。”[12]丁主教认为,基督的宇宙性让我们相信上帝不是暴君或惩罚者,而是宇宙的爱者。“探讨基督的神性还不如肯定神的基督性来得重要,上帝要使基督表现出的那种爱称为宇宙和人间的准则。”[13]关于传统信条“因信称义”,他要用“因爱称义”来替代。因为,他注意到“我们教会所讲的上帝的最高属性每每不是他的厚爱,而是他的权能、他令人生畏的统治这一面。因信称义的教义被某些人歪曲了用来灌输

 


[1] 郑建业,《从宗教与鸦片谈起》,载《宗教》(南京),1980年4月,第一期。

[2] 段德智,《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2卷第1期,第18页。

[3] 段德智,《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2卷第1期,第19页。

[4]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6]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7] 段德智,《宗教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5-418页。

[8] 王晓朝,《宗教学基础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2-343页。

[9] 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5-443页。

[10] 王志成,《全球宗教哲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67-292页;另外,王志成翻译了包括希克、潘尼卡、尼特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的著作。

[11]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2]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13]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