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与团体秩序的建构 – 石丽

——以城市非体制教会为例

一、宗教信仰与社会行动

教会一词,“源于希腊文ekklesia,意味‘聚会’,在古代希腊化国家中主要指城邦公民的立法性议事聚会。后世所说的教会,含义较广,既可指基督教各派的整个组织,也可指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教堂全体基督徒的组织。[1]而在基督徒的认识里,教会并不是指一个建筑的实体,而是指被神呼召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属神的人,他们被上帝“分别为圣”。因此,在基督徒的世界里,教会形式是灵活多样的,教会就是神的身体,是普世基督徒的总称。作为基督徒,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教会,是属神的,家庭就是他们信仰的最好场所,因为圣经中多次提到耶稣是在他人家中传道,这也是家庭教会[2]存在和发展的神学依据。

总之,“家庭教会”[3]是具有中国特色概念,是相对于“三自”教会而产生的。家庭教会一般指没有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而聚会的基督教团体。他们一般以圣经中上帝的话为中心,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或者租借的房屋中,规模较小。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家庭教会在学术界和信仰群体中又被称之为“非登记教会”、“非体制教会”“聚会点”或“地下教会”等。英文也有不同的翻译,如Local Church ,House Church, Home Church,Underground (House) Church,学术界一般采用House Church译法。这些概念都是相对于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而产生的,两种教会相互对立,各有其主体性。借鉴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黄海波研究员定义的“体制外教会团体”[4]的定义,从组织形式的角度上,本文对家庭教会称之为“非体制教会”。之所以强调体制这个概念,是因为要研究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会就不能回避体制的问题。体制是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它也意味着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包括有形的物质形态资源也包括无形的合法性资源与权力资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因为本文将涉及到资源、权力与合法性等概念,所以,倾向于使用体制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教会形式。

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学术机构和宗教团体能给出人们值得信服的中国非体制教会的具体数字。教会和政府部门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对非体制教会的数目给出不同的答案。就上海市的非体制教会而言,笔者也无法给出详细的数量,除此之外,笔者也不准备把城市非体制教会分类,由于被调查的人数所限,这种出于分类的努力是徒劳的。本次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此次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所有的非体制教会,本文只是笔者研究中的理论部分的小结。

首先,本文认为这些基督徒们的信仰是一种社会行动,他们的宗教信仰具有社会性。

1.宗教信仰的社会性

对于宗教的解释没有固定的统一概念。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这样说过:“要在本书的一开头就想定义宗教是不可能的。要下定义(如果可能的话),也要等到这番研究结尾才行。”[5]事实上,从韦伯对宗教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来,宗教社会学不是研究什么宗教的“本质”,而是以世界各大文明孕育出来的信仰和人生观作为对象,想要理解这些导引着大众生活的教义内容有着怎么样的“社会效果”[6]

涂尔干把宗教定义为: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轨将所有信奉他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7]此定义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把神圣和世俗两分。第二层意思则是宗教信仰是某个特定共同体的信仰。教会构成宗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见,涂尔干更注重的则是宗教的社会性。帕森斯与韦伯、涂尔干相同,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宗教的教义及其神圣的终极意义,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入世的一面。

宗教是人存在的意义、是一种情感、是人类的活动、是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行为准则。从经典宗教社会学家到现代的宗教社会学家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字里行间透露不是过多的宗教的本质的讨论,还包括宗教的象征意义,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的行动性特征等更丰富的内容,显然,宗教的社会性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

2.宗教信仰是一种社会行动

信仰已经被人们视之为是宗教的本质和主旨,它也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实践信仰要远远高于其他理论信仰更低级的形式和内容。[8]宗教是一种信仰的特定形式。它是一种价值体系,是一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制度表达,更是一种精神活动。虽然宗教是群体的精神表达方式,信仰是个人的价值关怀,然而,信仰的根源与基础,决定了宗教的价值趋向,决定了这种宗教行动方式及其群体类型。[9]帕森斯认为信仰和其他的文化组成部分一样,是行动者内化的人格的部分。[10]可以说,宗教信仰是一个特定团体的共同信仰,是群体之间的关联,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是社会系统和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粘合剂。

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被认为是社会行动。他还认为:“社会的”行动应该是这样一种行动,根据行动者们所认为的行动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动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11]所以,只要行动者行动时主观上考虑到别人的意愿,并在自己的行动中确定其行动的方向,行动就是“社会性”的。韦伯从“理想类型”的思想出发,对社会行动进行了区分。[12]韦伯也认为社会行为很少是仅仅以一种方式为取向的,这种分类只是为了研究方便的“理想类型“,现实中的行为或多或少是混合类型的。韦伯还对这些社会行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叙述。[13]

在帕森斯的早期研究中,他把唯意志行动[14]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定义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的过程,而这种规范受到规范和情境的制约。帕森斯的单位行动包含着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张力关系,帕森斯还强调行动一定要包括一种规范和条件之间的张力。1956年帕森斯和斯梅尔塞发表了《经济与社会》一书,在该书中行动理论被表述为:

 


[1]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2]中国有家庭教会,应该追溯到1950年代是否参与“三自运动”的争论。那时,一些坚持自己是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坚决拒绝与 “新派”联合,并坚持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从此有了中国家庭教会。1970年代后,主要是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得到较大的复兴。90年代后期,这个复兴运动的重心转向城市。

[3] 复旦大学的刘平博士认为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这个词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已日趋复杂,其因在于,一方面,每一个代表基督教不同流派的家庭教会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处境都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新教家庭教会并没有统一的系统组织,各地家庭教会本身也大多没有明确且普遍认同的构架体系,不同的家庭教会之间在一些宗教信仰、宗教礼仪和追求方式上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分歧和矛盾,其中还出现过并现在还在生长的极端的家庭教会和异端的家庭教会。这种非统一性使得从理论上对家庭教会进行界定显得更加困难。(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14)

[4]在考察当下“家庭教会”的存在状况及其组织运作时,可以用“体制外教会团体”这一术语,以替换“家庭教会-三自教会”这一组两两相对的概念。这样,不仅淡化后者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价值判断,把两种类型的教会团体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恩怨暂时搁置,有助于在恪守“价值中立”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纯学术性的分析;而且,这个术语也体现了目前被归类于“家庭教会”的基督教团体复杂多元的现状,避免了将家庭教会视为统一的社会运动的倾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14

[5] 戴康生:《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29页。

[6] 顾中华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92—93页。

[7] 爱弥尔·涂尔干著,梁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54页。

[8] 英格尔著,李向平,傅敬民译:《宗教社会学经典快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4页。

[9] 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0页。

[10] Talcott Parsons,the Social system,1991.p.328.

[1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2月,第40页。

[12]他认为如同任何行动一样,社会行动也可以由以下情况来决定:① 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 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点的举止的——理论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实的情绪和感情状况。④传统的,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引自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2月,第56页。)

[13]舒茨认为韦伯未能区分文化客体制造者心中的意义,以及被制造之文化客体的意义,也未区分:自己行动的意义与他人行动的意义;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经验;自我了解与了解他人;行动者的意义构成与观察者的意义构成;行动的主观意义与行动的客观意义;面对面直接经验他人行为时的意义生成,与间接认识同时代人与前人时的意义形成等。舒茨还指出韦伯其实并未能区分行动与行为,舒茨认为界定行动是主观有意义的,而行为则是无意义的,这种区别方式毫无用处,每一个经验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其实,行动时处于过程状态的,而行为时已完成的,这才是合理的区分。舒茨对不同的“意义”概念的区分,是从个体的行动与行为之差异开始的。(引自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72页。)

[14]唯意志行动包括下列因素① 行动者(actor),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行动者是个人。② 目的(goals),行动者总是追求某个目标。③ 情境(situational conditions),A.行动者所具备的实现目标的各种手段。B.行动者面临的各种条件,如行动者的生理构成、遗传特征、外部生态限制等。这一切都会影响行动者目标和手段的选择。④ 规范(norms,values,and “ideals”) ,行动者受到各种价值观、规范和观念的支配。这些价值观念都会影响目标的建立和手段的选择。(引自Jonathan H.Turner,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