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和公民社会: 两岸四地天主教会的公共参与比较研究初探 – 郝志东

公民社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可,宗教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也被研究者们逐渐重视了起来。本文根据我们刚刚开始的一个关于上海、香港、澳门、台北的天主教与公民社会的调查的设想,[1] 试图从学理上来探讨天主教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我首先介绍一个国际的视野,然后是一个两岸四地的视野,再后是一个理论的视野。最后是我们关于两岸四地天主教会的公共参与比较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在学理上了解天主教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就是对政教关系、对天主教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的了解也会很有帮助。我们的研究对天主教、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各自如何协调和处理相互的关系,如何更有效的鼓励公共参与、培育公民社会,也会很有帮助。

天主教和公民社会:一个国际的视野

 

从一个全球的视野来看,天主教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正如Cansanova (2001a:432)所指出,天主教在1963年之前是反对人权的观念的。而人权观念则是公民社会的奠基石,特别是关于自由、平等、信任、参与等观念(郝志东2012)。然而在1960年代中期,天主教召开了由全球主教参与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天主教进而变成了全球人权运动的先锋,在1970到19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天主教还是为数不多的质疑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市场经济的道德化和人性化、要求国际分工以及世界资源分配的公平化的声音之一(Casanova 2001a:433)。尽管教会自己是否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仍然可以讨论,但是教会在佛朗哥威权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的确起到了一个培育公民社会平台的作用。在巴西和南非也是如此(Casanova 2001b)。在这些地方的民主化运动中,他们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是穷人的关系网络之一。修女、平教徒和各种神职人员都参加了各种社会整合的过程,包括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等等(Romero 2001:482, 485)。在巴西,教会以及与教会有联系的平教徒组织的一个中心职责就是维护人权。1975年,Evaristo Arns大主教对政府刑求犹太裔记者Vladimir Herzog致死的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天主教是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以及改善监狱受刑人条件的主要推手之一(Cleary 1997)。

如果说在全球人权状况上、在尊重人的神圣权利上面,天主教扮演了一个进步的角色的话,那么 在其他问题比如同性结婚以及堕胎问题上,天主教扮演的则是一个保守的角色。在意大利,从理论上讲梵蒂冈和意大利主权互不隶属,如果有任何作用也只是咨询作用而已。但是在梵蒂冈影响下的保守党派却能够成功阻挡仅仅是部分承认同性伙伴关系的议案(Fabrizio 2007)。而在美国,天主教和福音派基督教会联合共和党形成了一个有宗教色彩的右翼保守派,共同反对同性结婚、反对堕胎(Schwarz及Tatalovich 2009)。

 

天主教与公民社会:一个两岸四地的视野

 

中国社会的天主教情况如何呢?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相比,他们是倾向自由还是倾向保守呢? 天主教在1500年代,就是从明朝时期利玛窦他们那一代人算起,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传教,断断续续也已近500年。当时的澳门是天主教在远东传教的总部。但是从礼仪之争到义和团之变再到中国革命,天主教的传教历史充满了磨难。2000年有120位从清朝到民国年间殉难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众,被约翰保罗二世封为圣人,就从侧面反映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的艰辛。这些被封圣的人士多数在拳变时期殉道(Madsen 2003:483)。1949年,梵蒂冈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和新政权合作,而新政权又决心将教会置于国家管制之下。于是,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因为要求农民教徒“不得承认分得土地所有权”,“不得参加斗争地主”,并且宣传中国抗美援朝是“不正义的战争”等等罪名,和180名其他神父、教友一起在1955年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判刑(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2011)。有些人死在狱中,龚品梅主教则在坐牢30年后获释。由此可见,在建国初期,至少上海天主教区在龚品梅的领导下,并没有对社会变革噤声。而是积极地充当了反对者的角色。

但是,天主教公共参与的结果非常惨烈,于是也并没有能走多远。在文革中,更多的教堂被毁,神父被关,教友被斗。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天主教还是被一分为二:在约1300万的教友中,800万是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500万则属于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会。迄今为止,梵蒂冈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祝圣问题仍然比较紧张(Madsen 2003:475; Yang 2006)。

如果说现在中国的天主教没有能够像其他国家的天主教那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话,他们现在争取自主性的斗争对于公民社会的建立,也有积极的意义。Chan 和 Lam (2002)的研究指出地下教会由于挑战国家的权威、争取自主性,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另外他们和梵蒂冈等国际组织的关系,也会使他们在有条件的时候在民主化和人权运动中扮演比较积极的角色。当然这也可能正是政府严格控制宗教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过,中国的神学院和神父们在欧洲、美国接受培训,教会接受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天主教人士的访问(Madsen 2003:474, 478)也都为天主教在未来的全球公民社会运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奠定了基础。不过,政府对天主教的政治活动仍然百般防范,从而使他们非政治性的公共参与也受到很多挫折(Madsen 2003:482-5)。

和大陆相反,港澳的天主教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香港的天主教会从1950到1980年代从殖民政府承包了社会服务来做。不过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从1980年到1997年间发生了变化。一些教会领袖和平教徒开始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Leung 和Chan 2003)。这已经接近了公民社会建设的精神。陈慎庆(2012)观察到1980到2000年,教会组织参与了多项社会运动,做了不少基层动员的工作,宣传平等和正义。换句话说,天主教会在香港的公民社会建设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看来他们会继续保持一个独立公民社会组织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和大陆和香港政府保持稳定的伙伴关系(梁洁芬2003)。

他们除了建教堂之外,还建立了慈善组织,包括医院等。1582年建立的圣保禄学院是东亚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西式大学。教会学校曾经占澳门中小学的三分之二,就是在1990年代也占了50%。现在多数的社会福利计划是教会所组织的。在1966年的12-3事件中,教会学校抵制了当时不少的左倾运动对他们的要求,包括学习毛主席语录,并且罢课以抗议左派人士在他们学校的墙上涂抹革命标语。

但是正如梁洁芬(2003)所指出的,天主教会在1999澳门回归后,和香港天主教会的民主运动倾向正好相反,在政治方面异常低调,和政府关系比较和谐。不过他们办了一份周报,每期对政府的工作都多所批评,尽管该份报纸的影响很难说有多大。耶稣会还建立了利氏学社(利玛窦学社),积极推进文化交流和中国研究。天主教葡萄牙大学和天主教澳门教区还合办了圣若瑟大学。所以说,尽管在政治方面,天主

 


[1] 该课题由本人协调,由普度大学的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以及澳门大学资助,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参加者有华东师大的徐连明、台北大学的郭文般、香港浸会大学的陈慎庆,以及澳门大学的陈汉辉。课题组的各位成员在本文所讨论问题上都提了不少建议,作者也在此表示感谢。本文虽然反映了课题组成员的一些观点,在多数地方也注明了这些观点的出处,但总结为作者自己所作,所以如果有任何错误,自然由作者自己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