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 – 黄保罗

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各种精神与道德层面对的挑战,一方面有的人把复兴儒学当成迎战这些挑战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有的人又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排斥其他的精神道德资源。最近几年,在欧美世界各地出现的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主要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推广和谐与包容的理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与认可。这对于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真实形象,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孔子”成了一个“和谐、开放与包容”的形象。但是国内大陆有些人士力主儒家应成为儒教甚至是国教的国学热,其中涉及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往往与笼统的西学、帝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等概念紧密相联,又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排他、狭隘与封闭”的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担忧。一则国外的孔子学院在推广和谐与包容的理念,二则国内的部分儒家在推广排外与民粹的情绪;当中国走向强大之时,这种矛盾的行为,从欧美的视角来看,令人眼花缭乱,不知哪个孔子是真实的?

近来,因为曲阜建设基督教堂问题,部分儒学教授签署“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下文简称<<意见书>>)[1]意见书而获得部分国人支持就是此类的例证之一。笔者先从网络媒体得知曲阜建教堂是出于当地中国基督徒的实际需要,是落实宗教政策的正当教堂恢复建设,经费来源正当,建造手续合法。此后有机会与部分儒家意见书签署者(韩星、郭齐勇教授)、曲阜及山东基督教会具体负责人(高明牧师、冯教师、李洪玉牧师)、基督教神学家(罗秉祥、李灵教授)、儒家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赵法生、刘大钧教授)等进行学理讨论,[2] 并于2011年5月31日得以亲自前往曲阜进行实地考察,映证从媒体所获得之消息;当晚在山东大学犹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地作了“大国学视野中的曲阜教堂建设问题”的学术报告,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3]

鉴于笔者多年来研究儒家与基督教之对话[4],结合上述学术讨论与曲阜实地考察而撰写此文,旨在从全球化大国学的视野来分析儒家关于曲阜建基督教堂问题的意见书与儒家其他的一些宣言书进行学理分析,以努力发现此类现象的本质之所在。所谓“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真正的大国学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能够反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形象、精神思想、文化体系与软实力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和多种信仰组成的“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活体。[5]  所谓“学理”,则是指根据理性原则而努力超越儒家或基督教的立场来追求客观的学术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提出的”大国学”概念, 把几个儒家宣言(特别是“意见书”)作为一个独立文本进行分析。今撰文商榷,充满敬意,诚惶诚恐,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特别是郭、张、韩三位教授)指正。

 

一、 儒家与大国学

宗教、文化与政治等元素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体系(Spiritual System)之重要内容, 它们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Identity) 、软实力(政治则通摄软硬实力 Soft and Hard Powers)及国家形象 (Image of China) 有着密切关系。对上述元素的学理研究,构成了一国之学的”国学”(National Studies) 。那么,儒家到底能否称为今天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之核心呢?

反对曲阜建基督教堂的《意见书》中提及的中华文化圣地、中华文化标志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笔者认为无法反映真实的“中国特性”(Identity of China)和21世纪的“中国形象”(Image of China)。在孔庙实地考察之后,更明显地感到儒学乃宋、明、清三代的国学,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

笔者认为, 真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 The Flying Loong with one-head two-wings, four-legs and one-tail) 为图腾的有机体, 它是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现当代的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有机体,其中包含了来源于古今中外的、活跃于今天中国的各种元素。这是今天的中国形象之实然描述, 对此进行研究的国学可以叫做 “大国学”。只有从这种大国学的视角出发, 我们才能真实地描述“中国形象”的实然特色。

中国文化之“首”(领导者)是“政权”,从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今天为止,政权对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就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三科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都是政权思想的体现。这是真实中国的现实, 任何无视和忽略这个现实的“中国形象”, 都是虚假的形象,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实际。 在学统、道统和政统中, 政统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自从清朝于1911年灭亡起,儒家就不再占有”首”的地位, 这是一个需要尊重的历史事实,若今天在21世纪的中国, 儒家仍然试图以儒教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化之首, 那将势必与邓三科发生冲突。<<意见书>>中抛开法律与宗教自由的层面, 只从部分儒家人士的情感立场出发, 所表示的震惊、忧虑与反对, 会与作为”首”的立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首”关心的是

 


[1] 该意见书于2010年12月22日由部分儒家学者发出, 引起一定反响, 有不少儒家人士与团体组织签名支持。意见书发起人中的三人与笔者曾有交往,  2008年笔者在武汉大学作为特邀讲座教授授课时,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曾与赵林教授一起请笔者餐聚并赠送大作<<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曾应邀撰写评论拙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一文, 张祥龙,”《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草读偶感”, 载 <<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页339-341。陕西师范大学宗教中心儒学 —儒教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曾邀请笔者于2009年10月20日在学校图书馆一层报告厅的“中和论坛”第九讲上为全校师生主讲“全球对话主义视野中的大国学”。讲座由韩教授主持,学校宗教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院尤西林教授点评。

[2] 2011年5月9-12日,笔者得以先后在兰州大学与陕西师大的韩星、香港浸会大学的罗秉祥、美国洛杉矶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李灵教授及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院长梁燕城教授,5月24日在武汉大学得以与国学院长郭齐勇、欧美宗教文化所长赵林和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5月30日与山东省基督教协会及神学院院长李洪玉牧师、山东大学犹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督赵杰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刘大钧教授等,先后交谈分享,了解了曲阜建设基督教堂的前因后果、儒家反对者的情况,相关学者的学术态度等。2011年5月12日,在兰州大学第二届“宗教对话语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李灵发表《圣像乎?圣道乎?—-咏三个代表思想来透视天安门前的圣像》,罗秉祥发表《评尼山论坛与曲阜建教堂争议》两文,中国社会科学儒家研究所的赵法生进行回应,在讨论阶段笔者与韩星教授参与讨论。

[3] 5月31日笔者得以亲自前往曲阜参观现有教堂、新堂奠基地点及新堂设计图样,并蒙建堂负责人济宁市基督教协会会长高明牧师及曲阜教会冯教师(建堂直接负责人)接待和介绍详情。此次实地考察得蒙山东大学犹太教及跨宗教原文化研究基地的赵杰教授、山东基督教协会会长及山东省神学院院长李洪玉牧师之帮助。

[4] 黄保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Paulos Huang, 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2009,Leiden, Brill.

[5] 见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2010年3月4日,第68期第13版域外)。下文将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