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西交流”, 再思“中體西用”

 一、回顧“中西交流”

   中國與西方世界進行文化交流應該從利瑪竇來華開始,但是真正對中國社會和歷史影響至今的中西交流就不得不從馬禮遜入華算起。歷史表明,儘管中華文明處于落後于自己的文明圈的包圍之中,但是處于比較進步的中華民族却并沒有因此而“固步自封”甚至“夜郎自大”,作為國家,也從來就沒有采取過不與其他文明交流、自我封閉的政策。

“中體西用”思想發展及其產生的社會根源

“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簡述。雖然真正提出這一口號的是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首次提出,但是之前已經有不少人以不同的語詞表達了相同的思想內涵。十九世紀一開始,西學東漸開始呈現強勁勢頭,中國當時的官宦士紳面對西學強行契入的“霸氣”將自己從“文化優越感”的浪尖一下子又跌到波谷,毫無應對之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土地被蠶食、主權遭侵犯,一步一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如何“自強”以免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催逼着有識之士開始了關于“中西”問題的思考。魏源當數第一人,他不僅是當時與龔自珍一同力主“通經之用”倡導實學的重要士紳,而且他于1841年在兩江總督裕謙幕府時,參與了浙東抗英戰爭,學術立場和特殊的經歷使他在如何對待“外夷”的問題上,高人一籌。他受林則徐之托,在林則徐所譯的《四洲志》基礎上撰就《海國圖志》,不僅大大拓寬了中國士人的“世界觀”,因為中國的官宦士紳長期將諸多“外夷”只是看做住在海洋中的“若干個小島”上的化外之人,直到十六世紀利瑪竇來華時,在明朝君臣的眼裏,利瑪竇也只是來自“蕞爾外夷,其奈我泱泱大國乎”?《海國圖志》讓他們第一次瞭解中國之外并非“蕞爾之地”,“船堅炮利”等乃“有用之物,既奇技而非淫巧”。由此拓寬了當時中國精英階層的眼界,也多少改變的他們鄙視“西學”的偏見,魏源便在此基礎上針對當時守舊排外拒絕學習西方的保守思想提出了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作為學習西方的策略,這在中國近代史上為主動學習西方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不過他對“夷”之“長技”看的過于簡單了點,以為只須閩粵兩省派些精兵巧匠,“一年而可習,二年而可精”。所以,在决定學習西方初時主要也只是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建立軍事工業從而強化軍隊抵禦外敵。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着“求強”逐漸向“求富”的發展。而“求福”的民用工業對西學的翻譯介紹也自然從軍事技術領域拓展到自然科學、包括歷史地理、政治思想、教育和商務等等。馮桂芬等人對中西方文化比較明顯要筆比魏源只帶深入了許多,不僅認識到船堅炮利不如人,更認識到“人無棄才不如人,地無遺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實必符不如人”在提出“該科舉”、“采西學”、“制洋器”等具體建策基礎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刊印的《校玢廬抗議》一書中,馮桂芬進一步將自己的主張歸納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以“本”和“術”描述了中國和西學在當時的各自功用,此後,王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述為:“形而上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西人也,以器勝。”“器勝去諸西國,到則備當自躬。”薛福成則說:“取西人器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在此都以“道”和“器”的關係來說明中學和西學,也間接地表明瞭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對待中學和西學的一個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態度。至此,“體”和“用”關係已經再次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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